财政部6月15日公告，为筹集财政资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财政部决定发行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一期和二期），规模总计1000亿元。
据了解，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一期为5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二期为7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两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均为50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2020年6月18日招标，6月19日开始计息，招标结束至6月19日进行分销，6月23日起上市交易。
业内人士表示，这两期抗疫特别国债将采取记账式国债发行方式超过了市场预期，并称个人也可以购买。
根据安排，今年抗疫特别国债将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疫情当前，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被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将为医药市场带来庞大增量。
此外，分析师提到，央行可能会在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有明显供给压力的窗口（大概率在6-7月）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平抑市场短期的流动性压力。
23只基金成立至今无法保住面值（1元），华商基金的这个成绩单让投资者汗颜，也引起基金圈的侧目。曾经的华商基金怎么了？投研如何垮成这个模样？ 《号外财经》统计发现，截至7月30日披露的净值，华商基金旗下有23只基金自成立以来就为投资者亏钱，且多集中在2015年以来成立的基金，从类型上看以权益基金为主。
具体来看，2015年9月17日成立的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成立以来累计汇报率为-40.30％，截至7月30日的累计单位净值为0.5970元。“垫底”，是该基金业绩的最好代名词。短期来看，该基金近1周、近1月、近3月、近6月回报率依次为-2.13％、-3.55％、-17.54％、-23.46％，同期同类平均回报率依次为
-0.96％、-0.35％、-2.70％、-6.58％，业绩排名均为后1/4，且处于榜单的垫底水平；中长期来看，今年来、近1年、近2年回报率依次为-18.55％、-23.26％、-39.45％，同期同类平均回报率依次为-4.97％、0.28％、5.29％，即近一年和近两年该基金在逆市亏损。业绩排名同样为榜单的后1/4，持续“垫底”。
华商乐享互联灵活配置混合（成立于2015年12月18日）、华商未来主题混合（成立于2014年10月14日）成立以来的亏损幅度也均超过三成，回报率分别为-36.40％、-31.70％，截至7月30日的累计单位净值为0.6360元、0.6830元。华商量化进取混合（成立于2015年4月9日）、华商万众创新混合（成立于2016年6月28日）成立以来的亏损幅度也均超过两成，回报率分别为-28.90％、-26.80％，截至7月30日的累计单位净值为0.7110元、0.7320元。此外，还有华商稳固添利债券C、华商稳固添利债券A、华商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华商健康生活混合、华商信用增强债券C、华商信用增强债券A、华商鑫安灵活混合等7只基金成立以来亏损超过10％；另有10只基金虽有亏损，但亏损不及10％。
《号外财经》注意到，23只亏损的基金中，有9只成立于2015年，占比达到四成。实际上，2015年正是华商基金春风得意的年份，两只债券在2015年度曾经分列债券基金净值排名的第二和第三位，这与2015年的债市走牛不无关系，也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实际上，华商基金业就在这一年开始明显走下坡路。随着“华商三剑客”的分崩离析，华商基金的吸金能力锐减，公司管理的总规模由2015年底的621.10亿元，降至2018年上半年的233.10亿元，短短两年半时间下降了62.47％，成为同期规模下降最快的基金公司之一。
当然，投研团队核心人物的离职，加快了华商基金的颓废。“华商三剑客”的庄涛、孙建波早在2011年与2013年先后“奔私”。2011年9月，庄涛离职并加盟了中信产业基金；孙建波在2013年2月离职，成为了2013辞职的第一位明星基金经理；2018年7月，梁永强从王峰手里接棒总经理不到三年，也要离开。
据《号外财经》及晨星（中国）数据统计，目前，华商基金旗下共有44只基金，21名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是2年200天，低于基金行业基金经理的平均任职年限2年243天。
“买到基金没赚过钱，赎回吧，亏钱还挺多的舍不得出手，留着呢又不知何时解套。”一投资者无奈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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