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时候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jijinwang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金融治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接受资本流入,改革学习经验

(一)逐渐进入国际金融体系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开始允许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尤其是经济金融机制。

1980年,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世界银行来中国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福建、甘肃、广东、新疆、浙江等17个省、自治区。1981年,中国获得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总额2亿美元,到1983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近10亿美元贷款和援助,同时还提供咨询、人员培训和政策建议等。从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到全面接受外资流入,中国逐渐进入国际金融体系。

(二)改革学习经验

1978年,中国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转移的重要时机,及时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加工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员。

在吸引资金、技术、设备,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进行了内部改革与制度创新。1979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出口特区,1980年改称为经济特区,在外汇政策、进出口许可、税收和利率优惠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2年设立上海浦东国家级新区。从出口特区、经济特区到国家级新区以及现在的自贸区,这些改革试验区承担着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试验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后在全国推开。事实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

1999年,中国在累计获得约100亿美元的“软贷款”之后,从援助最贫困国家的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开发公司“毕业”。

二、推动治理变革,维护金融稳定

(一)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变革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成长以及深度参与国际机制运行,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开始转变,参与国际治理,影响不断扩大。

2005年,中国从世界银行的受援国转变为发展经验分享的国别伙伴。

2007年12月,中国首次向世界银行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IDA)捐款3000万美元,从世界银行的资金接收国变为捐资国。

2008年,美国及发达国家难以稳定全球经济金融,中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买家,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一直到2014年,而至今中国仍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

2008年,G7国家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开始在G20机制内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G20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最重要的国际机制。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不断提升,大力推动IMF改革。

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发表《领导人声明》,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和转轨国家增加至少3%的投票权,保持小国和穷国的投票权。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上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执行董事会24个席位中拥有9个的欧洲国家让出2个席位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此,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份额进入前十名;中国持有IMF份额从3.72%升至6.39%。2019年,IMF承诺在第16轮份额总检查中再次审视IMF份额充足性,包括以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作为指引,并进一步推进IMF治理变革。

(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图1 美元、泰铢、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货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16显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受冲击最大的是“四小虎”国家。这四个国家在1999年都开始恢复,汇率震荡上升。2012年美元汇率开始上升,这些国家受到影响,汇率开始下行。菲律宾比索和泰铢、美元走势基本相似,相较而言,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有一定降幅。整体来看,本次美元上升,东南亚国家避免了汇率大幅贬值、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人民币互换机制的建立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国际投资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做出贡献。

截至2019年,我国已与近40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砖国家中,巴西、俄罗斯、南非都与中国签订了协议。



图2 人民币互换规模(单位:亿)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2显示,人民币互换规模不断增加。2020年人民币互换规模达到3.6万亿,按照货币互换国家数量统计,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互换货币。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成为动荡的国际货币市场中的一个稳定锚。

三、提供资本输出,内部产业升级

(一)资本净输出国家


图3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1983-2019)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3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1231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96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从投资结构来看,2014年对发达国家投资增长较快,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了23.9%,对欧盟投资增长了1.7倍;对服务业投资增长27.1%,占比提高到64.6%。

资本净输出意味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与其他国家实现商品交易等对外贸易领域的优势互补,还能参与资本投资,使我国的外贸形式由单项交换转变为双向交换。通过境外投资输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人力和技术,更好实现合作发展。

2016年,中国超过世行设定的“毕业”收入阈值,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6895美元,根据世行计划,此后给予中国的贷款将由当前的年平均18亿美元“逐步”减少。这既是对世界银行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策的证明,同时也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升级在一步一步地提升。

(二)科技研发产业升级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创新不够。中国坚持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1998-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近40倍。1995-2016年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增速年均28%,高于全部研发投入20%的水平,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由5.12%上升到18.6%。


图4 中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和德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4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比30.2%,仅低于美国的30.5%,之后美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比下降,而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比仍保持在30%左右,一直处于全球最高水平。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疫苗研发机构争分夺秒积极推进相关实验研究。传统疫苗市场上,以默沙东(美国)、辉瑞(美国)、葛兰素史克(英国)和赛诺菲(法国)为首的四大巨头公司占据全球85%左右的市场份额。2021年2月底外交部介绍,我们大概已经向50多个国家援助疫苗,向27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能够在新冠疫苗研发和生产中参与国际疫苗市场竞争并取得重大成果,其背后是中国的研发能力、企业生产组织能力以及工业动员应急能力的综合表现。

以上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发展:从引入国际金融治理、接受国际金融治理经验、学习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机制,发展到成为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贡献者、国际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中国要利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调整的机遇,争取更大投票权和话语权,着力提升在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