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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李钢
发表于《经济管理》2022年02期
摘要
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和PVAR等估计方法对中国减贫进程进行了分阶段的多因素量化分解。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中国减贫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趋于消失且市场化的益贫性效应下降；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在现阶段的贫困治理中由于瞄准失误和精英俘获等问题而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兜底功能和再分配效应；减贫战略对贫困形势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则是升级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治理效率的必要因素。本文结论总结了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并指出其现存问题，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对相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减贫治理；效果测度；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ZDA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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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时，中国如期高质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全人类减贫史上，这无疑也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使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世界减贫的贡献超过70%。
中国的减贫行为是在中国特色减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将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相互融合并发展的过程，有着清晰的逻辑体系，是顺应贫困形势演变的多因素交替驱动的系统性工程（杨灿明，2021）[1]。鲜明的阶段性是中国减贫的主要特征，而驱动因素的不同则是划分减贫阶段的主要依据。李小云等（2019）[2]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减贫效能出发，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减贫历程划分为广义性扶贫实践、发展性扶贫实践以及精准扶贫实践，三个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遵循了从奠定基础到发挥功效再到逐渐式微的作用路径。杨宜勇等（2016）[3]根据政府在减贫实践中的角色转换，将减贫历程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两大阶段，前一时期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确立制度和提供救济，后一时期则转变为推动改革与扶贫开发。汪三贵（2018）[4]以减贫目标和战略选择为判断依据，将改革开放后的减贫进程划分为体制改革主导的扶贫开发、解决温饱的扶贫开发、巩固温饱的扶贫开发和全面小康的扶贫开发四个阶段，减贫战略则经历了从区域开发扶贫到整村推进扶贫（陈池波和杜辉，2009）[5]再到精准扶贫的转换。尽管划分依据各有不同，但它们却共同反映出一条既符合贫困治理一般规律，又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的减贫之路（黄承伟和袁泉，2020）[6]，即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为根本保障（孙德超等，2019）[7]，持续回应贫困形势演变并实施针对性减贫战略，进而促成经济社会发展与减贫进程的耦合。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扶贫干预以及减贫战略调整是驱动中国减贫进程的三大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贡献在关于中国减贫的诸多研究中均有提及，但基本都停留在定性层面，鲜有研究将它们纳入统一框架内进行具体的测算和比较。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在中国减贫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扶贫干预以及减贫战略调整各自发挥了怎样的效应？它们对减贫的贡献率各是多少？其贡献是否会随着减贫阶段的转变而发生显著变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回答，可以全面梳理、系统总结脱贫攻坚的经验与成果，进而上升到制度层面形成长效机制，同时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肯定现阶段减贫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并不意味着贫困现象的消失，脱贫攻坚的胜利也不代表减贫事业的终止，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脱贫群体返贫风险依然严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贫困必将以新的形式长期存在。针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做出准确研判，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减贫的工作重心转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设立5年衔接过渡期，实现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并且实现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是接下来农村工作的重点。实际上，脱贫攻坚、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三者在战略目标上高度契合，均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杜庆昊，2021）[8]；在时间上相互重合，存在历史交互期和政策叠加期；在内容上彼此接续，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物质基础，乡村振兴则为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杜庆昊，2021）[8]。因此，为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这意味着脱贫攻坚时期减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会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那么，当下的贫困治理中还存在哪些显著问题？本文在归纳成功经验的同时，旨在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从而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过渡提供政策参考。
为了对上述所有问题做出回答，本文使用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阶段量化分析了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扶贫干预以及减贫战略调整的减贫效应及其贡献率，总结出了减贫的成功经验与尚存问题。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本文可能作出的边际贡献有如下四点。第一，使用两步迭代法与EM参数估计法对收入分组数据进行微观还原，进而得到各省历年贫困发生率，与通过微观调查数据估算或者以低保率代替的贫困率相比，数据更具代表性且更真实。第二，将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扶贫干预、减贫战略调整等减贫的三大驱动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使用系统GMM与PVAR等估计方法克服系统内变量交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展开差分分解、方差分解与脉冲分析等，得到各因素的减贫效应及其贡献率，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量化结果，丰富拓展了关于减贫的定量研究。第三，使用了分阶段的研究视角，以精准扶贫的实施为分界，将样本划分为2000—2012年和2013—2019年两个阶段，分别量化出两阶段三因素的减贫贡献，通过前后两期的对比便可看出各因素的作用变化，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贫困治理的发展逻辑。第四，借鉴经济增长核算使用残差项代替TFP的思想，本文用残差项衡量难以具体量化的减贫战略的影响，通过残差的减贫贡献率大致识别出减贫战略的贫困治理效率，进而能较为直观地考量精准扶贫战略对减贫效率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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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国民经济管理。
李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学人》副主编。
展望,李钢.中国减贫治理的经验与效果测度[J/OL].经济管理:1-19[2022-03-22].DOI:10.19616/j.cnki.bmj.202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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