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资金饥渴的GP们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政府引导基金更加规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有限的资金，地方政府在选择合作机构上必将更加谨慎。然而，也有好的转变，数年磨合下，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倾听市场化GP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逐步放宽各种限制和要求。
“原来返投比例大多是1:2、1:3的，现在都放宽至1:1.5、1:1。返投的条件也不再局限于投资本地项目，而是可以‘引进来’，比如将研发中心或子公司等落户本地、设立合资公司引进技术，或者投资当地企业在外地控股的子公司等。” 唐劲草称。
在日常运营模式上，政府引导基金也更加市场化。更多地方政府以观察员的身份介入，仅做政策性审查，类似负面清单模式。
“我们是充分放权，不要投决会委员的席位，指派的观察员，仅在‘三违’时才会投票，即违法、违规、违约。我只踩刹车，即使认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点风险，最多也只是建议，没有任何决策权。”朱民说，但与此同时，上海科创投也通过定期合伙人会议，以及信息报送制度等，及时了解项目的运作情况。
共生
在引导基金市场上，政府方与市场化GP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一方面，GP要做足功课，理解政府的政策性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更加理解 GP**的诉求和GP背后投资人盈利的诉求。如何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考验着各方的智慧。
“GP所说的‘政府的钱难拿’，其实是语境不通的问题。”朱民反复强调两句话：GP应该想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如果真的这么‘难’，为什么有的团队在申请的过程中，很快就完成了我们的各项审核，因为它对我们前期公布的要求，我们的逻辑起点、初衷，有理解。”
他列举了几类GP的做法，可称为反面典型案例：一是不理解程序，不知道怎么弄，GP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跟我们的语境不一样，鸡同鸭讲”；二是子基金的设计不符合政府的要求，比如上海科创投的重点是“育苗”，培育早期的项目，“结果你拿着一份全是Pre-ipo的项目清单，或者是并购基金项目，摇头晃脑跑到我这里来，那我肯定只能say no了”；三是不懂上海各区之间有何区别，“如果你先拿了杨浦区的基金，再拿松江区的，这里面就有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GP，能够赢得政府的青睐呢？
一是有过和国有资金或国有引导基金打交道经验的GP。
朱民称，这样的GP对国资的流程相对比较熟悉，交流起来更加顺畅，“你一定是要告诉我，你能够给上海产业落地添砖加瓦，不然我怎么给你钱，项目报都报不上去。这就像与人交往一样，要守住自己本位的底线，但也要有换位思考的勇气。”
二是过往投资的优秀业绩表现。
深创投副总裁蒋玉才表示，深创投挑选GP的时候，有一个相对定量化的门槛，包括过往管理基金的规模，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成功退出案例，方便对以往管理基金的整体表现做一个考核和评价。
三是较强的募资能力。
有LP笑称，深受募资能力不强的个别GP之苦，“这些机构基金募不起来，大家都麻烦，见面都尴尬。”
富煜亚洲总裁姒亭佑表示，目前募资的操作模式是，GP与地方政府谈好后，先签协议，但协议并不代表政府打款，GP拿着这份协议去市场上募资，一般来说，借助政府的影响力募资，会更容易一些，等社会资本募集得差不多了，政府最后一个出资打款。
四是更偏向垂直基金，GP应专注深耕自身领域。
宋高广建议，GP应关注各地政府在努力培育哪些产业，把政府的偏好跟自己擅长的领域相结合的。不过，这样“投其所好”的做法，也相应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有些GP为了来申请你的专项资金，把自己包装成那方面的专家，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比如你今天说要做人工智能基金，他马上就说我们团队可以调整去做这个。这种我其实反而会很担心，认为他没有自己一套投资的理念和逻辑。”朱民直言。有投资人建议，GP要寻找与自身特点相符的政府引导基金，切勿为迎合政府引导基金要求，打乱自身投资策略。
朱民称，上海科创投更偏向垂直领域的基金，“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狙击的高手，而不是一个撒种子的高手。”原因在于，上海科创投在引导基金中的配置额度不高，一般对于单只的基金只配到一个亿，占比不超过25%，因此一个比较合理的基金规模是在5亿到10亿之间，不超过10亿，“如果基金不是垂直性的，只专注于熟悉领域的话，就很容易打散弹枪了。”
除了向GP提要求，政府方也将目光转向自己，倒逼自身管理体制的升级。
厦门创投总经理谢洁平表示，这些年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0年到2014年，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开始，投的是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从2015年开始，政府引导基金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2015年一年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就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2018年到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部委资管新规的出台，包括今年财政部出台的《7号文》等，对引导基金的运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自身进化，从1.0进化到2.0，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引导基金可能进化到3.0的版本。
过去，由于缺乏市场化薪酬激励和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导致政府引导基金往往无法组建专业化的团队进行长期管理。蒋玉才说，在1.0阶段的时候，引导基金的管理者都是政府的直属机构，严格按照政府的薪酬体系考核，现在好多地方政府都是把引导基金委托给国企管理，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但是委托给市场化的国企管理之后，对管理引导基金的这个团队，也要有一部分市场化的激励和考核。”
“想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朱民说，“理论上讲，我的遴选团队的能力应该超过子基金，我应该是GP当中的GP，我的能力水平和薪酬应该至少比子基金要高，我才能够有资本去选优秀的团队，如果我自己拿的收入还比我选择的GP团队的低得多，一样留不住人的。”
初心
无论是反投的限制、还是重复设立基金，本质上都是出于希望当地产业发展的殷切之心。
被冠以“最牛风投”称号的合肥市政府近来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从投资显示器产业的京东方，到合资成立长鑫半导体，再到拿出70亿元押注蔚来汽车，布局新能源汽车，合肥政府通过投资，跨越式提升了本地的产业发展水平。
如今，“最牛风投”合肥，不仅是产投，更以梯队化的方式做政府引导基金。合肥市目前有四个平台做基金投资业务，合肥市建投和合肥市产投代表合肥市做重大项目的投资，合肥市新泰规模稍小，是这两者的补充。高新区则以高新集团为主，主要面向于中小企业。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下文简称“高新投”）总经理范成贵告诉《财经》记者，对于本地科技创新而言，内生力量和外部动力要有个结合。有时要借助外力进行引进，然后实现本地化，壮大工业实力。而高新投更多是侧重于内生的发展，依托于中科大、中科院合肥分院和安徽大学、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内生技术来进行产业转化。
范成贵介绍，在高新投投资的170多个项目里，这类内生技术转化的项目投了60多个，在总项目中占接近三分之一。以前很多科研项目论文发表后基本上就被放在一边，现在把这些技术都拿出来进行产业化，基本上，本地科研机构拿到投资的项目，40%、50%都有高新投的参与。
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阶段，一度侧重后期。因偏后期的产业投资确定性更强，无需担忧国有资产流失风险。近年，人们意识到产业引入标的有限，在政府多个文件指引下，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逐渐加大对早期项目的投入，发挥“育苗”作用，耐心资本的特征更为彰显。
上海市一级的政府引导基金，就体现出浓浓的“育苗”特色。上海市级引导基金主要包括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前者委托给上海科创投，主要以VC为主，后者做天使投资，都偏创业阶段。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投融资平台，上海科创投集团在发现“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上硕果累累：微医、爱奇艺、作业帮、寒武纪、中芯国际等，分布在医疗、文化、教育、集成电路等领域。
朱民告诉《财经》记者，首先要抓早抓深，垂直领域生根。他说，“上海科创投的优势就是一直关注于早期和中早期的项目，比如说像中微半导体，我们投资16年以上，才能到他的上市。包括中芯国际，也是很长的时间才会有一个最后的结果。二是不与民争利，如果GP团队完成了政府诉求，他们可以在4年内按照原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我们愿意让利，相当于项目后面的收益我不要了。”
3.0时代的政府引导基金，有褪去燥热后的潜伏深流，在对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方和投资机构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推动双方更深入的互相了解，共同形成中国产业助推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