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这个在中共情报保卫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当然，其一生最后的步伐也令人至今动容不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曾经参与领导了中共当时最具有思想先进性的文艺团体-左联。作为一名特工首脑，他的传奇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战争年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组建和领导下的“潘汉年系统”（简称“潘系统”）。但不少历史爱好者知道这个组织名词，它如何产生的，常常会有混淆。
上海解放后，情报精英四人合影，左起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
事实上，在抗战前潘汉年作为中央特科的领导人之一，已经从事了长时间的中共情报保卫工作，但这期间他所领导的情报人员，情报关系和保卫行动人员都不能算是“潘系统”。
“潘系统”的建立已经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后的事了。
1938年8月，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在香港接到中央的命令，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返回延安。
1938年9月29日开幕至11月6日闭幕，这个时长一个多月的六届六中全会针对当时中共所处的国内环境，国际局势，以及领导全国抗日军民的各类工作确定了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尤其是敌后工作作为中共在今后工作中的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以其在上海特科的经历，在敌占区广大的人脉，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领导这条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选之一。由于撤销了长江局，随即成立了以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潘汉年负责的特情工作也成了南方局极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并未马上返回敌后，被留在了延安工作。
1939年2月中旬，中共最高层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
延安枣园中社部旧址
1939年10月，中社部于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李克农和潘汉年被任命为副部长。曾经在中央特科共同战斗过，又是上下级关系的康生，时隔几年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很长时间里，是康生之下，参与领导了中共情报工作。
1939年9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巡视该地区的统战和情报工作。到了香港，潘汉年即和一直在港活动的廖承志取得联系，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
1939年11月，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中央指示潘汉年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
根据指示精神，潘汉年立刻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精英分子组成的情报班子，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其夫人董慧（2人在延安成婚不久，董慧在当时可是一代富豪之女，真正名媛）也在这时候加入。
潘汉年，董慧夫妇
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界人士以及其家属子女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就是晨光通讯社刺伤蒋汪案的主谋，此时化名张建良。入党介绍人即为潘汉年，廖承志）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中共情报工作的触角深人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华克之
此时，后来闻名于国共谍报系统的“潘系统”初具雏形。
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潘汉年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
1939年9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被称为“孤岛”，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获取各种高级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潘汉年到上海后，化名萧叔安（他去世的时候，墓碑上即是此名），为了便于伪装，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常出入这家上海滩最奢华之一的饭店，跟对手玩的是“灯下黑"策略，即“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今天的百乐门大酒店
潘汉年在上海首先通过他在文艺界的老关系，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与上海隐蔽组织取得了联系，经过挑选和审查，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潘汉年利用电台，可靠的邮政联系、专职交通员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
“潘系统”自此形成了闭环，成为一个独立运转，直接对中央负责，又极其有情报效率的情报组织。
潘汉年和老情报人员袁殊接上了关系。袁殊在今天被文学上誉为“八爪鱼一样的红色特工”，他身份多样，跨度之大，在国共特工中殊为罕见。而作为中共党员，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潘汉年。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两人代表组织通知袁殊，组织上决定他参加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中共的一名“前卫"战士。潘交给他的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 “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然后再利用合法身份，深人敌人心脏，为中共收集战略情报。
袁殊
1939年，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日本外务省的特务机构“岩井机关"。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高级特务头子。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实际上就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袁殊早在1933年就与他发生了情报关系。而且岩井把袁殊当作挚友。
在袁殊打人岩井机关后，潘汉年自己则以“胡越明"的化名，通过袁殊的具体安排，与岩井有了直接联系。此后，潘汉年从与这位日本特务头目的交往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939年11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的刊物，作为活动据点，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和办刊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潘系统”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从此，该刊编辑部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点。
据刘人寿、何荦（专职交通员）等回忆，在抗战（二战）期间，潘通过其情报关系包括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而给潘汉年造成后半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这期间。潘汉年与李士群之间的情报关系。
二人也是老相识，都是中央特科出身。潘汉年在1939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奉命要有条件地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上海的形势更为险恶，中共隐蔽战线所处的环境愈加恶劣，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中共隐蔽战线和“潘系统”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
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1136弄李士群的家。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小洋房，聚集着中国一批顶尖汉奸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人在上海的家。
经过多次周旋，潘汉年不仅将从事情报工作的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使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人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核心。在此，可叹一声关露先生的“夜从今日始，露从今日白”的坎坷。一代才女，不堪回首。
1942年4月，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
1942年底，由华克之极力推荐，张子羽（即任庵）加入了“潘系统”，其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并为好友的关系，与周取得了联络。此后，张子羽经常出人于周家，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高层情报。
据华克之回忆：“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而周佛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中国最大的汉奸之一）其下场是被处决，其子周幼海却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员。
“潘系统”长期在敌占区开展各项情报、统战，策反工作。涵盖面几乎囊括了对手所有方方面面，脉系之深，也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