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基金会扎根于中国大地，就是要服务于中国高校发展，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说，中国大学基金会要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依托学校的资源，立足国情，实现创新驱动。
近日，“多元化筹资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暨第三届大学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高校基金会负责人围绕大学基金会治理议题展开研讨，激荡思想，共商发展。
据《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截至2017年12月6日，成建制的全国高校基金会已达527家。来自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显示，以2016年末基金会财务数据为统计标准，全国基金会总资产达1383亿元，其中大学基金会总资产规模超过330亿元，占比超24%。据悉，清华大学2018年捐赠总额超过20亿元，资产总额超过80亿元。
“大学基金会是我国慈善事业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民政部慈善社工司慈善组织处处长马昕说。
“为谁筹资，是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浙江大学校友会秘书长胡炜结合自己多年的经历指出，作为高校的教育基金会，一定是为学校在进行筹资，为学校的发展，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行筹资。
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世界一流的基金会作为有力的支撑。多渠道汇集资源，大力发展教育基金事业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力保障。“基金会确实是在发展过程中给高校多元化筹资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成梁说。
除了基金会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外，马昕认为，必须还要看到，基金会通过动员社会参与、倡导公益慈善的理念，促进了学校和各方的互动，为学校教育事业都累积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教育和慈善的双赢”。
对此，上海市民政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国平也认为，“高校基金会是助力大学发展的爱心平台，是连接大学与社会的重要爱心桥梁”，高校基金会有独特的知识、人脉资源优势，具有最具活力青春的爱心力量，向上、向善，社会期盼着高校基金会有更多的援手和作为。
中国大学基金会发展势头猛、速度快，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鲁育宗就指出，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基金会基本上还是行政化管理模式，基金会自主能力不足，资源依赖程度过高，基金会的来源也比较单一，捐赠形式比较单一。“这些都制约了整个基金会的发展。”他说。
做大做强高校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程天权说：“一定要在体制、机制、法制，道德、伦理、认识方面都有新的观念、新的做法。”
关于高校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北京师范大学财经处处长易慧霞提出要解决好几对关系：学校资金需求与基金会筹资方向的匹配问题；大学财务监管与基金会筹资动力的矛盾问题；项目管理与资金支出的问题；规范与效率的问题。
鲁育宗则就多元化筹资提出“五个转化”的创新之道：从化缘式向营销式转变；从单打向整合转变；从封闭向透明转变；从注重大额募捐向常态化“参与式”筹款转变；从毕业后的劝幕向毕业前的校园文化建设转变。
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与发展事务部执行总裁保罗?基南与与会嘉宾分享了多年以来对高校捐赠文化及制度的经历与经验，并强调一定要有相应的问责制度，保障捐赠的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在机构以及捐赠者之间构建信任，而信任是慈善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此，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也深表认同，“大学基金会是一个正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公信力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化解聚集的风险，需要我们未雨绸缪进行危机应对能力建设。他还结合美国十余所世界一流大学访谈经历，分享了对美国大学筹款历史与模式的见解。
新时代，高校基金会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服务大局，已形成共识。“充分发挥贴近社会需求，针对性强，方法多元化，创新能力强这些优势，引导社会资源用于事业的发展。”马昕说。马国平也指出：“高校基金会既要服务母校，还要走进社区，更要面向社会。”
“我们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发展和创新高校基金会的理论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大学基金会的理论体系，任重而道远。”徐雷说。（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