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佳楠
编辑/石爱华 宋建华
袁云普以康养基金管委会副主任身份出席陕西工作站成立仪式，福基会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未成立陕西工作站
近日，几位自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康养公益基金（以下简称康养基金）的工作人员，在广东、安徽、江苏等地采购口罩、额温枪等防疫物资。一些与其接触过的商人发现，几人以“做公益”为名多处采购物资的同时，还在对外售卖物资，涉嫌低买高卖牟利。
记者以采购防疫物资的客户身份联系上这个团队的主要成员袁云普、谢伟两人。袁云普曾以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身份公开出现，并赴医药企业参观考察。谢伟称，他主要帮国外机构采购物资，订单规模可达数亿元，千万以上的订单可直接与基金会签订合同。
记者提出想要采购防疫物资时，谢伟提供了福基会的委托书，称可以利用基金会的优势提供价格优惠的购货渠道。他提供了详细的防疫产品信息，合作厂商执照，并明晰了产品价格，签合同方法，付款方式。当记者表明身份对谢伟进行采访时，谢伟却对销售防疫物资的事情进行否认。
记者调查发现，袁云普、谢伟等人还以康养公益基金的身份广泛结交防疫物资生产厂商，并寻找机会进厂考察，以“做公益”的名义寻求合作。
对此，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多名领导向深一度表示，袁云普和谢伟不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从未授权委托任何人采购防疫物资。经康养基金项目负责人确认，袁云普也并非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二人与康养公益基金这一项目没有任何关系。目前，福基会已向公安机关举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自称康养基金工作人员的谢伟，在朋友圈发布口罩销售信息，寻求订单
朋友圈销售口罩的“公益人”
张亮经商多年，疫情期间一直关注防疫物资的生意。3月初，他接触到一位医药公司的老板，对方自称受康养基金委托采购防疫物资。
接触中张亮得知，这位老板同时也在销售防疫物资，张亮提出要向其采购物资时，对方提出“先签合同再验厂”的要求。这使得张亮对这位老板和所谓“康养基金”产生怀疑，“因为按照行规，应该是先验厂再签合同”，张亮怀疑，对方可能以基金会名义采购，从生产厂商那里获得相对优惠的采购价格，之后再以高价出售，“那就是变相倒卖防疫物资”。
商人赵平有很多防疫物资的厂商资源，他曾和自称康养基金的两位人员有接触。一位名叫袁云普的人自称是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另一位名叫谢伟的人称自己是康养基金成员，两人均表示获得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授权，成立防疫物资采购指挥中心。
谢伟向赵平介绍，全球很多国家的大使馆或是国外机构都会找到他们协助采购防疫物资，康养基金防疫物资采购指挥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国外机构做防疫产品的采购和出口。
谢伟称其所在的康养基金在广州、深圳、东莞设有三个点，收到外国的需求订单后，他们会推荐工厂与客户对接，全程派人跟踪，来保证产品品质和对方资金的安全。
为了确认袁云普和谢伟的身份，初次接触时赵平上网查询了资料。赵平发现，康养基金确实存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官网和公开报道显示，红湖康养集团董事长陈光捐赠300万元成立康养基金，2018年6月4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批准其成立，并设立管理委员会，由基金会老龄和综合公益事业部主任刘芳兼任主任，陈光为执行主任，秘书长为安国利。
赵平发现，袁云普曾以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公开出现。一家名为中华报道新闻通讯社的媒体报道，2019年11月17日，康养基金陕西工作站揭牌仪式在西安举行，袁云普出席并致开幕词，据称有多位企事业单位代表参加。
疫情期间，袁云普等人曾在安徽天长市公开露面，并受到安徽一家名为天康集团的企业接待。3月19日，袁云普在该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陪同下，参观了一次性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生产线，双方就康养公益基金合作项目进行座谈。
赵平一度相信袁云普和谢伟就是康养基金的工作人员。但发现在谢伟的朋友圈，他频繁发布口罩、测温枪、呼吸机的广告资料，并公开征集订单，宣传称“大量接单中，全市最低价”，销售额动辄超千万。
赵平认为，公益组织不应该售卖防疫物资。他怀疑谢伟等人以做公益名义从防疫物资生产厂商那里低价采购物资，之后进行加价倒卖，赵平甚至开始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安徽一企业官网，发布了袁云普等人以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身份来企业考察的消息
以公益为名到工厂“考察”
这些自称来自康养公益基金的工作人员是否得到授权？他们在防疫物资生产厂商和防疫物资采购者之间承担什么角色？深一度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记者以采购物资的客户身份与谢伟取得联系。谢伟先询问记者由谁介绍而来，确认是熟人介绍后，谢伟强调了自己的官方身份：“我们是民政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康养基金的”。同时，他发来一张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授权委托书，并表示记者需要的防疫物资都能提供。
该委托书显示，为防控新冠疫情，满足社会及企事业单位的防疫产品供应需求，现委托谢伟先生代表我会洽谈公益口罩、额温枪、医用防护服、护目镜采购合作事宜。结尾处写有“望贵公司给予支持协助”，落款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康养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并盖有公章，日期显示为2020年3月8日。
谢伟称，他们有自己的工厂，在珠海建有口罩生产基地，还有很多防疫物资的供应商。为了证明他手中有供货资源，谢伟发来一份《防疫物资详情》，发布单位标注为康养基金采购指挥部。
这份中英双语资料，涉及口罩、防护服、额温枪、检测试剂盒、热成像测温系统等产品。部分产品信息后附有供应厂商的营业执照、生产资格证，但厂商的名称、法人、注册地址等信息均被隐去，材料内未见厂商合作协议或授权委托书等。
记者统计，这份材料内共涉及12家供应厂商。记者通过营业执照上未被遮盖的二维码识别出其中三家企业，分别是广东某服装公司、重庆某科技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分别提供防护服、工业用一次性口罩和额温枪等产品。
谢伟提供的材料显示，这些物资生产商均是与其合作的供应商，记者以客户的身份致电三家企业，对方均否认和“康养基金”合作。
上述广东服装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未和任何机构签订过类似的合作协议。该负责人称，公司对外派发过企业产品的资料，谢伟能拿到公司产品信息并不奇怪。
上述重庆科技公司一工作人员表示，该公司从2015年开始就在国内销售口罩，2020年3月才开始做外贸出口。公司的定位就是一手贸易商，不需要找经销商、销售公司。该公司从未和“康养基金”签订合作协议。
上述深圳科技公司负责人表示，不能确认是否和康养基金有过合作，但确有养老院等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以优惠的价格从该公司采购，但采购量不大，一般就几百、上千个。采购量较大时，不会以公益的性质进行销售，而是按照正常梯级销售的价格销售。
一名掌握大量厂商资源的知情人透露，谢伟曾对他说，由于康养基金人力和物力有限，防疫物资采购比较紧急，手里有很优质的工厂可以引荐给他，谢伟称会去看厂考察。
在网络上，记者也检索到袁云普等人到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走访的相关信息。公开资料显示，3月中旬，袁云普曾以康养基金副主任身份到安徽一家名为天康集团的企业参观，企业官网上提到，双方曾就康养基金合作项目进行座谈。
记者以客户身份向谢伟问及上述事件时，谢伟称，“安徽天康是我们合作的供应商，3月初，我们去工厂看过，他们生产的防疫产品单一。如果国内有大的订单，也会对接给他们一部分”。
针对谢伟的说法，记者致电安徽天康集团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年初，该集团新开口罩等生产线，进行了很多慈善捐赠，媒体有过报道。
该名员工介绍，3月初，袁云普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康养基金的名义主动与集团联系，对该集团在疫情期间的善举表示肯定和感谢，并表示想来考察了解一下企业的生产能力。3月20日，袁云普一行两人确实来到天康集团参观生产线，参观行程比较匆忙，两个小时就离开了，此后双方没有联系，也没再开展合作项目。
袁云普、谢伟等人称受基金会委托成立防疫物资采购指挥中心，而福基会工作人员表示从未成立该中心
厂商低价向公益机构供货
一位与袁云普等人接触过的知情人向深一度透露，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业务也与康养基金的袁云普等人有关。据这位知情人了解，这家公司垄断了安徽宜美健医疗有限公司的货源。近期，该公司销售的安徽宜美健生产的一款KN95口罩，一周左右时间从不到7元上涨到12块钱。这位知情人怀疑，该家医药公司以康养基金的名义从安徽宜美健低价购得口罩，之后加价炒卖。
深一度以客户身份和该上海医药公司负责人韩霞取得联系，韩霞称自己的团队是受民政部中国福利公益基金会委托的企业，是安徽宜美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唯一授权单位。韩霞称，其公司所售口罩100万起订，和公司签订合同打完货款才能去验厂，不接受任何先置条件。
4月20日，深一度再次以记者身份联系韩霞时，她的说法发生反转。问及是否曾受袁云普所称的康养基金的委托，韩霞称，“我们没有拿到他们的正式授权，也没有代表他们进行采购，是通过朋友关系介绍来的，没有发生一分钱的采购关系和经济利益。”
对于是否获得安徽宜美键唯一授权的问题，韩霞称，“并未拿到唯一授权，现在已经增加了另外两家公司。”
随后记者联系了安徽宜美健公司负责人姜磊，他告诉深一度，该公司没有独家授权给任何一家，只签订有购销合同。
姜磊透露，他们并没有和康养基金有过往来，但曾有几个自称是某儿童公益机构的人员前来采购。这些人声称要采购口罩捐赠给儿童福利院，“原本批发价格2.5元的口罩，我们以低于2元的价格提供了四五十万的口罩。
姜磊向深一度确认，上述儿童公益机构的订单，最终的付款单位是韩霞所在的上海医药公司。
姜磊介绍，公司曾对卖给儿童公益机构这批口罩的去向产生疑惑，“那段时间，我们厂的儿童口罩还未对外销售，只给了他们一家，但是当时市场上出现了我们厂的儿童口罩，价格已高于3元。”姜磊介绍，发现这个情况后，再有公益组织来采购，他们也不再低价出售。
谢伟提供的防疫物资厂商信息，记者向多位厂商求证，厂商均表示没有与康养基金合作
0.25元的价格差
深一度记者以采购物资者的身份向谢伟表明有意购买1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谢伟安排工作人员赵丽跟进订单。
赵丽称，她上周才下过两个订单，因为原材料不停涨价，口罩价格也在上涨，需联系厂商后报价。最终，赵丽给出不含税价格为每只口罩1.7元，含税价格为1.95元。
确认价格后，该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发来了厂商营业执照、企业证书等资料，但企业名称等信息被隐去。记者根据产品品牌名称，联系上这家供货公司，公司财务人员介绍，工厂3月开始生产口罩，只有一条一次性口罩生产线，含税单价为1.7元，采购量越大，价格还能便宜。
换句话说，如果经由谢伟等人达成交易，客户按含税价格购买100万只一次性口罩时，比直接联系工厂采购需要多支付25万元。
赵丽表示，在确认订单后，谢伟将安排人员陪同与工厂签订合同，照例须支付50%的订金，提货时交齐全款。
对于为什么不能直接和基金会签约，谢伟称，“基金会接的都是外交订单，是国家采购，一般都是千万以上、数亿规模的订单，几十万、一百万的采购量太小，只能推荐给合适的供应商。”
谢伟介绍，过千万的订单可以和基金会直接对接，但货款不能打进基金会的对公账户，“那样货款就变成捐款了”，谢伟介绍，如果与基金会签合同，可以将货款打到基金会专属的扶贫账户里，“基金会也不**，就是作为第三方做个担保。”
沟通中，谢伟还强调大额订单的优势，“价格比外面市场的口罩要便宜很多，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产品都是出口国外的，对接的都是定点的专业生产工厂，品质有保障。”
4月23日，深一度以记者身份联系谢伟，问及是否是康养基金工作人员，谢伟的口风也随之而变。谢伟说自己不是康养基金的正式工作人员，只是受康养基金委托，协助采购防疫物资。
问及和袁云普的关系，谢伟称“上一个月，一个朋友让他来找我的，他不认识路，我就帮忙给他做个司机，送他去办事。”
对于是否曾和客户谈订单、看厂家、签合同，谢伟均予以否认。深一度多次致电袁云普，未取得联系
谢伟出示的委托书，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未有此授权，上图公章涉嫌造假
冒用基金会名义涉嫌诈骗
记者对有人以康养基金的名义采购售卖防疫物资一事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进行核实，基金会理事长戚学森表示，基金会已两次得到相关反馈信息。
戚学森介绍，在二月份口罩最紧张的时候，有人以基金会的名义在广东的一些社会组织中兜售口罩，还提供所谓的工作函和征询社会订单的函，广东当地的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曾向基金会求证该组织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当时基金会要求康养基金对核心层和外围展开调查，康养基金写了报告，并表示未参与其中，对该事不知情。”
3月6日，福基会在官网发布公告称，该基金会属于社会慈善机构，主要开展助孤、助困、救灾救援等方面的公益项目和公益活动，不从事任何销售活动。
戚学森表示，清明节前基金会再次接到民政部转来的线索，有地方民政部门在得知可以通过康养基金购买口罩的消息后，向基金会求证康养基金指挥部的合法性。
4月10日，福基会再发声明称，从未出具任何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书或者授权书，委托或者授权其他组织、个人对外采购疫情防控物资；未设立“民政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康养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防疫物资采购指挥中心，对外采购疫情防控物资。
对于袁云普和谢伟的身份，福基会主管法务的秘书长吴明表示，袁云普和谢伟不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经康养基金核心成员确认，袁云普也不是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二人与康养公益基金这一项目没有任何关系。吴明还表示，康养基金从未成立陕西工作站。目前，福基会已向自称陕西工作站主任的董洁和安徽天康集团等发去律师函，要求删除相关报道，提供袁云普的有关线索。
问及康养基金的账户情况，吴明和康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刘芳向深一度确认，康养基金没有扶贫账户。
针对该伙人员可能存在的售卖防疫物资的活动，吴明表示，冒用合法组织身份，假称能提供防疫物资获取不义之财，涉嫌诈骗，即使最后完成真实交易，该行为也属于违法。
记者了解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已将此事向公安机关举报。
（文中张亮、赵平、韩霞、赵丽、姜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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