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通胀（和通胀预期）、低利率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的事实确实提高了MMT的可操作性，但事后看，MMT的实践也有可能推翻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因为有充分的理论和经验证明，财政没有“免费的午餐”，长期低利率和不断上升的债务比率是一对矛盾体——债务杠杆率的提升终会导致利率的上升（Chine，2021）。学术文献的共识估计是，政府债务杠杆率（债务总额/GDP）每增加1%，10年期国债利率就会提高略高为3.5bp（Rachel和Summers，2019）。
基础货币如同央行发行的零息债券。若合并财政部与央行的报表，货币与政府债券都是公共债务。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预算软约束，其对财政纪律、美联储的独立性和美元信用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如同物理世界不存在永动机一样，经济世界也没有永动机。一旦通货膨胀最终推动利率中枢的抬升，进而打破“税收-美元-美债”[47]闭环，全球都将为此埋单。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独立性和美元信用是一个“不可能三角”：维护美元信用要求保持美联储独立性，却与债务货币化不相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一系列的紧急信贷支持计划模糊了货币与财政的边界。美联储应警惕财政主导[48]（fiscal dominance）权力的回归，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Waller，2021）。“美联储庞大的和不受货币政策规则约束的资产负债表为政治创造了采取预算外财政和信贷分配政策的机会和动机。”[49]
“我们从历史研究中得到的教训是： 避免战争；审慎使用货币政策来维持财政赤字；避免财政主导；保持央行独立性；稳定通胀预期；并推行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忽视历史教训可能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风险。” [50]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们都在被历史裹挟着向错误的方向前进。理论上，在MMT的框架内，主权信用货币发行国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货币发行国。这并不符合历史经验。英镑的教训还历历在目。美国长期以来的财政与国际收支“双赤字”仍在侵蚀着美元的信用，这是美元体系固有的矛盾。实际负利率是美国国债透支美元信用的一种表现。随着美国经济份额的下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弱化和俄乌冲突催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信用靠什么来重建？
结语
没有哪个历史时期像“大萧条”一样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过去百年，需求管理政策仍未超出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MMT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撕掉了财政与央行之间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伯南克的“灭火假说”[51]主导了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的政策。后疫情时代，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无限量宽或将成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的标准组合。低利率和低通胀的宏观环境提高了债务的可持续性，但也致使经济形成了对低息债务融资的路径依赖，催生了资产泡沫。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仅会恶化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在同代人之间同样是财富大挪移。贫富分化、资产泡沫和债务陷阱是共生的，将经济锁定在“长期停滞”状态。
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对实践效果的评估，MMT都是分歧远大于共识的领域，一方面是因为MMT从方法论到政策立场都是反主流的，而经济学的话语权仍牢牢掌握在主流经济学家手里，在我们学习的从初级到高级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不见MMT的踪影。另一方面，甚至在MMT阵营内部，也很难说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在公共讨论中，支持者往往神化了MMT，反对者又妖魔化了MMT。双方很难找到交集，与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都无益处。笔者认同财政、货币等需求侧管理政策应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挥积极作用，但对MMT的许多主张也持保留意见，如央行独立性问题。财政与央行的分工就如同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一样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协同，保持独立性与加强协同并不矛盾。再比如在“三元悖论”问题，虽然浮动汇率制确实可以增强国内政策自主性，资本流入也能弥补国内资本的短缺，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推动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或者过于依赖外向型融资的话，也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将MMT视为一种描述性而非因果推断的工具。资金流量-存量的一致性关系只是数量上的对等关系（雷，2017，p. 350）。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有助于从全局视野把握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对主权货币国家如何制定政策有较好的启示意义，也给非主权货币发行国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参考文献和脚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