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合申报的“江汉湖群清洁水产水质净化生物-生态学基础及保障策略”项目获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力争在4年时间内，通过解析江汉湖群典型水产养殖模式氮磷来源、转化及成因，研究池塘养殖和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水域生态效应；从生物-生态学角度研究强化清洁水产水质净化机制，阐明池塘-净化湿地清洁水产系统中氮磷循环机制以及系统尾水净零排放的生物-生态协同机理；揭示稻-渔综合种养系统氮磷等营养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高效流动的作用机制；最终确定基于养殖容量和受纳水体功能区划的尾水排放阈值。
为顺利完成该目标任务，2021年4月1日至2日，水生所和长江所联合到位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的荆州调研，实地考察项目实施区域的基本情况，以便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研究方案。此次调研由水生所科研处处长贺锋研究员带队，长江所副所长李创举研究员、科技处处长张辉研究员以及项目核心成员李钟杰研究员、李谷研究员、邱东茹研究员、周巧红研究员、徐栋研究员等20余位专家参加。
在依托于长江所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池塘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家参观了中心目前正在运行的包括沟渠湿地-池塘复合循环水养殖、稻田-池塘复合种养、室内一体化循环水养殖等系统的清洁水产养殖模式，并对复合池塘养殖理念、生态滤池构建技术、固定化生态浮床技术以及稻田异位修复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荆州农业高新区长江大学农业产业科技园内，大家参观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种养模式，听取了长江大学朱建强教授关于围绕稻虾模式研发开展的田间工程改造、水质调控、繁育分离、面源污染控制等系统性工作的介绍。通过实地走访，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的基地均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为顺利开展联合基金项目提供了基础保障。
贺锋处长表示，联合基金为长江所和水生所紧密开展科研合作提供了条件，此次调研标志着项目的正式启动。李创举副所长希望团队成员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围绕项目目标，制定好研究技术路线，最终形成兼顾江汉湖群水域生态环境要求的清洁水产养殖综合决策系统，为江汉湖群乃至湖北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撑。
调研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池塘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调研长江大学农业产业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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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郑玮、实习生高靖琳 广州报道 6月5日，2022年世界环境日也是中国第8个法定环境日刚刚过去。
从1972年6月5日首次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即将在中国昆明召开，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已经走过50年。当下，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遭破坏以及污染问题三大危机，成为国际经济社会重要议题。
其中，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自然和经济价值，重要性不容忽视。据统计，目前全球超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及沿海生物多样性，超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全球陆地生态产品总值（GEP）总量达148万亿美元，是2017年全球GDP的1.86倍，其中中国GEP达11.4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
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生物经济平衡发展”“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等热点议题，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下称：南方财经）专访了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科学主任靳彤，管窥下一个十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南方财经：从生态、经济等角度看，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物经济之间的关系？
靳彤：从大众认知层面看，最直观的生态价值就来自优美的生态环境，不仅给人以精神层面的愉悦，也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提供基础性的资源支撑，人们日常吃穿住行等活动，都离不开生态系统提供的功能支撑。但是，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目前仍存在认知不足的问题。所以，近年来国际上也一直在强调推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希望能够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将自然价值内化到自身衡量体系中。
在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生物资源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此前，中国出台《“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也强调以生物资源为基础发展相关生物产业，包括推进前沿生物技术的研发突破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物资源进行“摸底”，明确可供利用的生物资源。要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发展生物经济，在保护的基础上追求更长远的发展前景，而不是竭泽而渔。
同时，发展生物经济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路径之一，为推动社会各界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持续动力。只有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与切身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时，才能更好激活他们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生动力。
南方财经：在实践中，如何引入市场化手段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靳彤：合理利用市场化手段支持生态环保项目运营发展，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方向。目前，国内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程度和保护意识在不断提升，但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仍然需要引入一定的经济动力支持。
以TNC中国千岛湖水源地保护项目为例，前期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整治上游工业和生活等点源污染，但千岛湖周边活跃着20万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由畜禽养殖、种植业生产、农村生活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分布广泛且分散，相关治理措施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需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为此，我们在千岛湖水源地保护项目中引入“水基金”这种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民生通惠公益基金会共同注资发起“千岛湖水基金”，由万向信托担任受托人进行资金及事务管理，再由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作为科学顾问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一方面，依靠慈善资金开展水源上游的面源污染治理以及示范推广，保障下游用水企业和居民的清洁水源供给。另一方面，依托上游的污染治理成效，协助推动下游企业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产品销售及自然教育、体验等商业活动，形成持续性资金返还，持续反哺整个水源地的面源污染治理工作。
这类“公益项目+市场化机制”的运作模式，高效联动水源地上下游协同参与水源保护，形成保护与发展的长效、良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双碳”目标
南方财经：中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存在哪些难点？
靳彤：目前，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点之一在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和数据量化体系。生物多样性内涵丰富，与衡量气候变化的碳排放量指标不同，各界仍然难以找到一个代表性指标去量化评价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成效，这也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难以向公众直观传达，阻碍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发展。
生态产品大部分是公共产品，但公共不意味着免费。目前由于缺乏衡量机制，自然资源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并没有被真正纳入企业生产成本计算体系之中。
因此，近几年国际上一直在强调开展自然资本核算，包括中国正在推行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制度，都是希望能够更好推动自然价值向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传导，推动自然资源的使用者把生态产品的价值内化到自身价值衡量体系中，尤其是让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型企业更深入意识到自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成本，从而促进市场经济活动更有效率地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之中。
南方财经：在实践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如何与“双碳”目标结合起来？未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还需要哪些规则制度保障？
靳彤：从全球角度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议题是并重的，两者也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但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关注度和行动力上与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产生的效应还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协同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国际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工具。其中，核算不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对减排、增加碳汇的贡献是链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双碳”目标的重要一环。根据研究测算，“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提供30%以上的减排潜力。
近两年，我们也在与国内的专家学者合作分析计算我国森林修复、森林管理、农田养分管理、湿地修复、蓝碳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措施在减排和增加碳汇方面的潜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那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了解但是积极参与“双碳”的企业和公众建立认知，并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在布局碳中和战略的同时，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规划之中。
此外，为推进“双碳”目标，近年中国多地都在加快布局新能源、清洁能源项目，如果未能进行妥善规划和选址，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在能源基建项目布局前期，提前规划、有机衔接各类生态保护措施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比如，部分西部地区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是风能、光能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区，是发展新能源的重要区域。为尽可能实现保护与发展平衡，在区域和省级范围内可以通过提前制定保护规划、开展新能源发展适宜性和风险评估等方式，指引新能源企业或相关机构识别适合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且生态风险低的区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避免重走破坏性发展路线。
未来持续高效地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还需要政府各部门间建立更深入的联动协作机制。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部门间数据开放共享，优化调整各部门职能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区域性、系统性的发展规划，为实现“双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并进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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