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舸
有媒体近日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00多名18-35岁的被调查者中，接近9成的青年认为有必要从现在考试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此前，某地年轻人组团买房试验“同居式”养老、抱团养老等新闻也引起不少的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已经达到2.5亿，占总人口的18.1%，预计到2025年，这两个指标将分别为3亿、20.8%。老龄化加速的社会现实，是引发全社会“养老焦虑”的主要背景。这其中，年轻群体关注养老，既是对当前家庭养老压力的感知，也是担忧自身在未来老年期处境的一种情绪投射。
那么，具体来说，年轻人为何会产生“养老焦虑”？
首先自然是年轻人对养老金预期的下降。领取足额的养老金是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基础，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推进，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不断增大。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尚且能实现3.5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这一指标到2050年将降至1.4：1。此外，养老保障体系存在“三大支柱”：国家强制的基本养老保险、以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为主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后两者由于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保障程度和覆盖面均不足。养老保障“多层次”体系发展的不均衡使得企业职工面临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风险。
其次，家庭结构变迁引起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年轻人养老观念发生显著改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家庭呈现小型化趋势，成员数量在不断减少，2019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仅为2.92人，而该指标在1982年为4.41人。传统的多代复合大家庭逐渐消失，核心家庭形式占全部家庭的约六成，单人家庭、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断提升。多项调查数据也显示，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在下降，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也在变远，而且这一现象正由城市向农村传导，由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向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传导。
家庭结构的变迁会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也引起养老观念的变化。当代年轻人更加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生活方式，传统家族观念被逐渐边缘化，代际关系重心下移，养老观念更加多元化，对养老责任、养老需求和养老方式的诉求更加包容，社会化养老正被接纳和推崇。
此外，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强度不断加大，“要么出众，要么出局”的“中年职场危机”不断鞭笞着年轻人，降低了人们对职业稳定性、收入稳定性的预期。一些调查表明，养老预期已经影响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传统意义的“铁饭碗”受到高校毕业生的追捧，偏离了依据专业爱好和技能特长的理性职业规划，最终也会影响整体劳动力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
我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年轻人既承受父母一代的养老压力，也面临对自身养老前景的焦虑；既要承担起赡养、孝敬老人的家庭责任，也要为自己养老提前做好储备和规划。这届年轻人到底该如何应对“养老焦虑”？
应对“养老焦虑”，最重要的前提是做好长期人生规划，积极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增强自身的职场竞争力。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不断提升，而科学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强。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长期性、间接性、高效益的特点，对国家、家庭和个人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此外，人力资本投资不应仅限于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文凭，还应包含在个人健康、技能、经验或其他精神层面的投入。在加速时代，时刻保持知识更新、不断提高职业素养，是收获职业安全感、稳定收入来源的唯一有效途径。
年轻人有必要着眼长远做好养老规划，养成健康消费和储蓄习惯。养老保障的“第三支柱”通常是指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在一些发达国家，这部分占老年人收入的1/3以上。中国的养老金融产品发展较慢，总体存在优质产品不足、覆盖面窄、人们养老储蓄意识不强等问题，造成了我国养老保障严重依赖公共基本养老保险。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养老金融体系和养老保险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年轻人应提前进行养老资金的规划，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平衡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确保自己到老年期仍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
除了充足的物质准备之外，养老规划中的心理、情感储备也并非一句空话。有研究表明，来自爱人、子女的情感支持以及照顾孙子女、参加社交活动等都能显著改善老年群体的抑郁倾向。家庭和亲情是老年人的情感寄托。
社会养老意识的觉醒对于未来解决养老问题具有正面作用，防范风险总是比化解风险容易得多，但也无需过度悲观。从某种程度上说，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并不可怕。科技革新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智能养老、科技养老在未来也将大有可为。只要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能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计眼前，养老问题自会有解决之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光明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