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与前妻离婚后，把郭麒麟扔在天津老家，独自赶往北京为相声事业打拼。
郭麒麟自小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差不多算是“父母双全的孤儿”，成为留守儿童，这样的生活磨平了郭麒麟身上的棱角。
郭德纲在北京创办德云社，逐渐走上正轨后，郭麒麟才前往北京，跟郭德纲一起生活。
德云社班主的儿子，怎么看都是郭麒麟骄纵的资本，当所有人以为他会朝着纨绔子弟方向发展时，郭麒麟被郭德纲教育成一位儒雅公子，为人处事都有分寸感。
郭麒麟初中时，郭德纲的势头正猛，德云社一票难求。他看着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郭德纲，决定退学学相声，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在退学之前，郭麒麟的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年年都能拿到三好学生的称号。他老师得知郭麒麟要退学的想法后，找他谈过话，希望他不要因为一个小念头，做出后悔一生的事情。
郭麒麟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做了这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退学学相声。
郭麒麟学相声的道路不比其他人轻松，郭德纲让他拜在于谦门下，跟德云社众弟子们一起背贯口，一起挨打。
有时候，郭麒麟的苦要比师兄弟们吃得还要多，其他人可以放松的时候，郭麒麟仍要继续练习基本功。
当他在家里时，郭德纲的徒弟们前来拜访，郭麒麟必须起身迎接，还要帮他们倒茶水。
有人曾经问过郭德纲，为什么对自己的亲儿子这么狠，你不心疼吗？
郭德纲笑着摇摇头：我必须要让他在家里受尽委屈，在社会上才能担事，才能不觉得委屈。
正是郭德纲这番教导，才让郭麒麟成长为如今这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才学兼备，人品尚佳。
最近少帮主郭麒麟的新节目《最强大脑》定档，我们即将就能看到他大展身手施展才华的风姿了。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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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这样特殊的年份，把众多耳熟能详的大师都带走了，霍金、单田芳、李敖等等，现在连金庸先生也镌刻在2018年的大事记上。这几天，社会各界人士都在怀念他，他的逝世确实牵动了全民感情，是个灵魂级人物。
人生应该如何度过？金庸曾说：“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句话流传很广，先生是在什么情境下怎么说出这句话的，是脱口而出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已经不得而知了。
显然，他不是悄然离去的，也不可能悄然离去，因为他的离去是那样受瞩目，就像一直活着一样。他也没有大闹一场，相反，笔者认为他的一生是负重前行、孤寂无奈的。“大闹”是他赋予武侠世界的以及现实世界其他人的能量，于他自己，只是走着自己该走的路、必须坚持的路。每个人的人生都各有因缘，比起看他写的武侠故事，我更喜欢研究他自己的这一生。
媒体人
金庸本来的理想是做个外交官。1944年，他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年就是成绩位列第一的学霸，读的课外书都是《资治通鉴》和《世界史纲》这样的大部头，后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他大学只读了一年两个月，这也为他晚年的人生选择埋下伏笔。
失学迷茫的他求助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璁，得以在中央图书馆挂职，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1946年，他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每天晚上收听并翻译国外电台的广播，作为报纸的新闻来源之一。他的媒体人生涯算是正式开启了。
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读书期间，他应聘《大公报》电讯翻译被录取，上晚班，可兼顾学业。因为投稿关系，被《时与潮》半月刊总编辑邓莲溪看中，也邀他当兼职编辑。1948年，他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年底调往香港《大公报》。
1952年，金庸调任《新晚报》的副刊编辑、记者和翻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共事，还坐一张办公桌。金庸开始用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作文艺小品和影评（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几乎每天要看一部电影）。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他就这样精通了电影、戏剧、古典乐、舞蹈（还专门学过芭蕾）……这算是一个媒体人“新技能”的爆发期。
1955年，他与梁羽生、陈凡三人在《大公报》上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同年，梁羽生因顾不上写武侠连载，编辑让金庸接任。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金庸都是忠实读者，他与梁羽生也是棋友，彼此很默契，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写武侠。人生就是这样不经意之间被改变的，这一年他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是1955年2月8日出场的。一个月后，小说开始轰动了！
瞧。他是随遇而安的。任务在身，那就去做好它。愿望和理想在脑里、心里就去面对它，1950年他一度从《大公报》辞职，去到北京想圆外交官的梦，不过环境不对、身份不对，理想彻底破灭。
这位媒体人的第一次转型，是他1957年去长城电影公司（当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当专职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当然这个转型不算太成功也不算失败，就是人生一个普通的旅程。反正，1952年到1955年，即28到31岁之间，他学会了很多新的技能，他的人生有很多可能性。一个写字的人，能做的工作本就很多。
这位媒体人的第二次转型，则是做个创业者。
创业者
金庸曾说，“人创业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不熟悉的事情做不好，我做过报馆里所有的工作，我很熟悉，所以我办报。”
1959年，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彼时正在经营印刷业务）合资创办《明报》。创业者之旅开始了！那年他35岁。
实际上，金庸15岁（1939年）的时候就因编辑一本畅销书而赚得人生第一桶金，甚至这件事还显露出他的人生财富路径。战火纷飞的年代，杭嘉湖等地区的学生集结成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初三那会儿，金庸察觉到了升学考试的艰难，联合两个要好的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此书搜集了大量招考试题，并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编排，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公开发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影响力突破浙江，辐射到了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版税收益帮助他们顺利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甚至还帮助了其他同学。金庸自认为这样的成功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1945年，金庸21岁时也创办过一份《太平洋杂志》，那时他正在中央图书馆挂职，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料，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创刊号印了3000册，很快销完，只是后来由于纸价飞涨，供应商不肯赊账而被迫停刊。行文至此，读者们，是不是已经觉得，金庸的一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理性的现实的一生，创业的想法一直有，都不是冲动，都有渊源。
金庸和沈宝新最先想合办的是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此名取自《庄子·逍遥游》。后来，熟识的报贩建议他们办日报，因为那更容易**。由于《野马》不适合日报名，后商定为《明报》。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第一天，他在尖沙咀弥敦道文逊大厦一个写字间编辑室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很多媒体人都有这样的情怀，这句话似曾相识，我们秦老师最近也总是这样强调。
公开资料显示，《明报》创刊金庸出资8万港币，沈宝新出资2万港币。第一年亏空严重。除了创始人，员工仅三人，金庸的妻子朱玫还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最艰难的时候连下午茶咖啡夫妻都只能同饮一杯。
金庸在《明报》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第一部就是《神雕侠侣》，这份报纸逐渐拥有了稳定受众。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一部自用，一部外投，所以，算一下，他每天社评一两千字，武侠三四千字，几乎成了“写稿机器”。1959-1962年这三年，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三年。创业从来都难，他的合伙人沈宝新第一年也是每天工作18-20小时。广告收入增加后，他们全部用于改善内容。
《明报》的崛起是1962年5月的关于“五月逃亡潮”的报道，那年五月每天有几千人涌入香港。金庸几乎每天安排记者送一车食物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善款和食品让报馆成了人道主义救援中心。《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当时也都在大力报道，但救援力度远不如《明报》，这让《明报》凸显了人道主义和个性。从此，明报转型成了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到1963年，《明报》平均日销量达5万，是创刊初的6倍多，已经很稳定了。
金庸任主编兼社长三十多年，期间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等。据称，金庸不是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他拙于言辞，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人。
金庸曾自己总结创业经验，“最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会很快找到解决的办法。”此外，某种程度上说，他对财务管理很严格，对金钱甚至有点锱铢必较，在《明报》内部他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许多作家在《明报》出名，如张小娴、亦舒等；许多职员从《明报》离开后就能独当一面，如董桥、林行止和陶杰等。很多作者都抱怨过稿费太低，很多职员都说金庸吝啬，但对朋友，有时他也很慷慨。
一个报社后来发展成了世界华文媒体集团，在这个集团创建时，金庸占60%股权，沈宝新占15%，公众人士占25%，这家公司于1991年3月在港交所上市，市值8.7亿港元。第一财经曾报道，1992年，这家公司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1亿港币，金庸以12亿港币的资产，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上世纪90年代，金庸已经是香港报业大亨，香港新闻界乃至传媒业界“报刊帮主”一般的存在。
1992年金庸就开始激流勇退，卸下实职；1993年12月31日，他甚至辞去了《明报》名誉主席职位。他的创业是成功的。48岁，写完15部武侠小说后封笔，68岁从媒体创业中功成身退。他本是如此明智。
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90年代公司上市后陆续套现可能会有十几亿，直到现在每年的版税都还在作家富豪榜前列，近几年几乎年入千万。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人是范蠡和张良，轰轰烈烈之后飘然而去。就像他说的“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作为媒体创业者，他想用自己的思想和专业观点影响这个世界，而最后给他以盛名的武侠小说，似乎盖过了其他贡献。武侠小说流传下来了，社评如今还能见到多少，世界华文传媒也早就由盛转衰。不晓得金庸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恐怕是他深长的孤寂和无奈吧。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不能超越它形式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但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又封了笔，并且找不到那种突破创作的全新领域，内心该是无法安放的！
学者
金庸几乎成了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中国文人。然后他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年轻的时候，两个大学加起来读的时间差不多为三年。这在他心里可能是个遗憾。
1991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现代中国研究所分别投票通过他为访问学者。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报企业重担后不久，就欣然飞往英国。
1994年金庸得到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职衔，随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均以名誉教授相赠。
1998年，金庸好友新华社原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上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随后在1999年聘请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却引起内地学界巨大争议。面对批评金庸内心是不服气的，也是无奈的。
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专业的博士生，招生条件是对历史有一定研究，还要掌握两门外语，最好还会一点拉丁文或希腊文。2003年后，他招收过4名博士。学界和媒体对他的博导资格和博士生培养一直施有压力。（没想到舆论会如此对待一个曾经如此成功的媒体人和企业家）。2004年张浚生离开了浙大，同年，金庸提辞职，被挽留，2005年，再提，还是被挽留。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问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他回答：“一个人隐退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其他场合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特别在意外界的评价。面对内地的公众，有人说他的演讲并不吸引人，太学术，不如他的武侠小说精彩，他始终被认为是武侠小说大家，而非历史文化大学者！可他就是想追求大的学问，他是有大的情怀的人啊。俗世安放不了这样的人！
2005年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理事会中有人反对，因为他支持中国收回香港，这有损英国利益，但剑桥觉得还是应该保持中立，给了他荣誉博士。随后金庸便提出要去真正攻读下博士，申请花了三个月。2005年10月1日，他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每周上两次课，一次两个钟头，从不缺课。他对自己依然很吝啬，打车去上学一百块港币一次，他都会心疼。
2006年，金庸在导师“中国通”麦大维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2007年继续修读历史学博士，同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了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头衔。他就这样被动地等着，他从不“大闹”。
2010年9月，他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圣约翰学院院长杜柏琛亲飞香港，给他颁发博士证书。剑桥从不在海外颁发博士证书，为他专程破例而来。
2009年至2013年金庸还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内地媒体上，还引发了一些小争议。
金庸从81岁到89岁，全在攻读博士学位，弥补年少时的遗憾，增强学问，这真是无奈又不乏自由。其实可以全然不顾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可是他尊重世人的内心真实态度吧。记得他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过“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还有一句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么好。”
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志铭可能是：“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是的，他人的喜欢，这多么重要，也多么重！他没有“大闹”，他就这样一直默默努力，他一直这样坚定地做自己，证明自己，“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们普通人更不需要大闹，要谦逊低调、平心静气。浓重的家国情怀、人文关怀和思想影响力的追求，让他不可能真正潇洒自如，完全自由，但正因为这样的重担在肩，才让他永远不会离去！
参考资料：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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