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基金贷款是什么意思？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建设、交通运输、能源开发等领域。其中，公共卫生领域的拨款占比最最大，约为50%。这意味着，美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大部分都花在了公共卫生上。而且，美国人口众多，人均预期寿命高，因此，美国的医疗支出界第一。不过，美国的医疗体系并不健全，很多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一：联邦基金有效利率是什么意思
联邦基金利率是美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最主要的为隔夜拆借利率。因此可以理解为：联邦基金利率 = 同业拆借利率 ≈ 隔夜拆借利率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其最主要的隔夜拆借利率。这种利率的变动能够敏感地反映银行之间资金的余缺，美联储瞄准并调节同业拆借利率就能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并且将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余缺传递给工商企业，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国民经济。
libor 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联邦基金是美国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算是代表不同地区的不同参考~
二：联邦基金贷款最常见的类型是
本文为Zoltan “Bretton Woods III”系列之2，Money, Commodities, and Bretton Woods III，Credit Suisse，31 March；
系列1：Zoltan P.，2022a，Bretton Woods III，Credit Suisse，7 March.（中译文：全球货币新秩序的诞生——俄乌战争催生布雷顿森林体系3.0版本）
翻译：阿道克船长 | 校对：江子扬
瑞士信贷的研究一直以思想领导力而自豪。在当今的全球环境中，我们必须应对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正在上演的大宗商品危机，思想引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目前的环境可能比1997年、2008年或2020年的危机更为复杂，因为问题不仅出现在名义价格上(比如：挂钩汇率、票面价值或巨额透支)，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是真实的资源（食品、能源、金属），资源不平等不能通过量化宽松来解决。你可以印钱，但不能印石油或小麦。
战争颠覆了货币的主导权，并充当了新货币体系诞生的助产者。就像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 (Bretton Woods II)框架之于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像QE（量化宽松）和巴塞尔协议III之于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次贷危机时代)，我们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框架将持续到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甚至更久。
我们的框架将是思考未来几年如何交易利率的正确框架：通胀将更高;利率也将提高;对大宗商品的储备需求将上升，这自然会取代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美国国债和G7国家国债);随着其他交易的货币增多，对美元的需求也会下降;从结构上讲，负的跨货币利差（the negative cross-currency basis ，即美元溢价)将自然消失，而正的跨货币利差（the positive cross-currency basis）将浮出水面。
让我们开始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框架的细节。
首先我们得扩展Perry Mehrling的“四种货币价格”框架。我们在3月7日的报告中使用了这个框架，表明自1997年以来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中，四种货币价格之一都会发挥作用，因此，每一场重大危机也是一场货币危机。
在Mehrling的“四种货币价格”框架中，四种货币价格分别是：
(1)票面价格
(2)利率
(3)汇率
(4)商品价格
按票面价格等价交换是不同类型货币之间一对一交换的价格：对于银行来说，外汇储备可以按面值兑换成货币；对所有非银行机构而言，在一家银行的存款可按面值兑换为另一家银行的存款；而银行存款都可以按面值兑换成货币。确保交易在今天无缝进行。这些货币形式之间按面值平价互换，确保市场交易能够无缝地进行。然而平价在2008年被打破。如果美联储没有介入，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正常的交易。
利息是货币的未来价格(明天的钱vs今天的钱)。利息是你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使用金钱的价格，即你放弃流动性的价格。根据你放款的对象不同，利率也随之不同：（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银行间贷款的利率，回购利率是相对于抵押品的贷款利率，外汇掉期的隐含收益率是涉及两种不同货币互换的贷款利率。利率水平取决于交易的性质(无担保或有担保)、贷款人的质量和贷款的期限。隔夜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EFFR)总是其他货币价格之锚，一个与隔夜利率之锚挂钩的掉期曲线 (即隔夜指数掉期OIS曲线)是所有其他利率之间形成的利差(回购利率的EFFR- SOFR利差和外汇掉期利率的OIS-OIS利差)。利息是借贷产生的，借贷需要资产负债表，而资产负债表的成本以及贷款类型决定了利率基数。利率基本上由隔夜指数掉期OIS的部分和OIS之上的基础层组成——众所周知的货币市场蛋糕模型(下面是蛋糕，上面是奶油)。 STIR（short-term interest rate）交易员要么交易OIS曲线(上涨或下跌的次数)，要么交易基于一次性事件推动的OIS的利差，这些一次性事件可以是货币市场基金改革、企业税制改革等事件，还有像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等突发事件。如果美联储没有在2020年3月介入市场，企业就不能利用他们的信贷额度，而财政部也无法为自己提供资金。
汇率是外国货币的价格——比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格。汇率可以是浮动的或固定的，或者介于两者之间。1997年，固定汇率制在东南亚几个国家崩溃。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纽约可能会发生一场银行业危机。
价格水平是指商品的货币价格。商品包括化石燃料、金属、谷物、稀土以及通过这些商品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的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决定着食品和能源的通胀以及其他核心商品的通胀。在过去的25年里，商品价格水平一直是次要考虑的问题。与平价、利率(基数)或外汇汇率相关的危机不同，在过去25年里没有发生与商品价格水平相关的重大危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持续的低通胀，各国央行曾非常努力地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表政策(QE)来应对这一问题，但收效甚微。现在要考虑的是：
对于像美联储(或任何其他主要中央银行)这样的央行来说，监管平价、利率、汇率等货币的名目价格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发生银行挤兑，平价兑换崩溃，央行就会化身为陷入困境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如果抛补利率平价(covered interest parity，CIP)崩溃，央行就会成为陷入困境的交叉配对货币的最后做市商；如果外汇汇率发生问题，央行还是在现货外汇市场上扮演最后做市商，并根据需要进行量化宽松或量化紧缩。
中央银行很容易管理货币的名目价格问题，但要管理商品的真实价格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当压力不是来自需求,而是来自供给的时候；一旦对于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崩溃而引起供给侧冲击，比如俄罗斯的商品(由于担心未来的制裁，市场会自我监管)，那么情况就将更加糟糕。央行擅长抑制需求，而不擅长创造供给。几乎所有东西都需要能源和商品，而俄罗斯出口所有东西。
与1973年不同的是，这次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而是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激增。于是，第四种货币价格问题，即商品价格问题，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又在大幅上涨。货币的票面价格、基差价格和外汇交易相关价格都处于休眠状态，但目前的商品价格水平即将变得非常不稳定，市场在试图为未来的货币价格（OIS）来定价，也就是数次加息和调整最终利率水平，以此来应对战争和制裁造成的新的价格水平形成机制。
一旦你离开名目价格领域进入真实商品价格领域，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我们必须要扩大四种货币价格的框架：
(1)票面价格
(2)利率（隔夜指数掉期及其利差）
(3)汇率
(4)商品价格
(5)外国货物（以美元定价）
(6)航运
(7)安全
前四项都是名目问题——货币的四种价格，都是货币及货币交易机构的领域：货币交易商、银行与中央银行。后三项都是实际问题——商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和经营商品的机构：商品贸易商、为商品贸易商提供信贷融资的银行、和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力量提供法律和军事手段保护的资产，这些资产包括矿产、领土、管道、船舶、航线和海峡等等。
银行发放贷款并创造存款，而贷款是用来购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可以是实物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
商品贸易的实物方面通常是事后才能想到的，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平价交换崩溃之前，央行放水只是一个事后手段。
我们之前曾写过商品交易的金融通道风险，今天我们将着重探讨支撑实物商品交易的真正的通道风险。我们考虑这一切的切入点是观察商品的价格水平，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构造一个分析框架，使货币的其他三种价格中都有相应的对应物存在于实物商品贸易领域。我们认为：为了价格稳定，我们需要在名目价格和实物商品价格这两个领域中都实现结构性稳定——当需求得不到资金支持时，就会发生结构性通缩；相反，当供应因战争和其他事件扰乱时，就会发生结构性通胀。
从概念上讲，各种货币价格与商品交易之间的联系如下: 外国货物在概念上相当于外汇。外国货物中的“外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商品的需求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但供应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世界上的大宗商品领域，需求侧主导着支付方式——美元，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如果你账上有美元，就不必操心汇率的问题，但其实又是存在“汇率”问题的，因为你是在用美元交换外国货物。
航运是利率(OIS和利差)概念上的对等物。国外货物从A港运到B港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商品交易商需要租船。商品交易商用借来的钱租船，也用借来的钱支付外国货物装船费用。船舶租赁和装船费用的贷款期限为从甲地运达乙地所需时间的函数——即金钱的时间价 值耦合将外国货物从A港装运到B港所需要的时间。就像贷款拖累资产负债表那样，租船、货物装船以及航行，都会妨碍运力。此外，就像有一个“基础”利率(EFFR和OIS曲线由此产生) 在基准利率和其他利率之间也有利差一样，同类商品(比如西德州中级原油、北海布伦特原油和乌拉尔原油)的不同
安全在概念上与平价相对应。当你决定从活期存款账户中取钱的时候，你期望得到与存入本金相同的金额。当你将外国货物从A港运往B港时，你期望在B港卸货和你装载的货物数量一样多。大多数时候，银行都能按照存款票面价值来支付提款；否则，央行就会介入并出手相助。大多数情况下，商品交易商可以将外国货物从A港运到B港，但当做不到时，国家就会再次干预：不是使用货币政策干预，而是使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央银行在保护银行按票面金额兑付的承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军事部门为了保护货物而发挥的作用：外国货物需要在海上航行，通过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咽喉要道，“par”（平价兑付）在这里的意思能够自由、安全地从这里航行，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延迟。
安全措施的应用范围更广。不仅仅是航运，还有矿业和油田利益、输油管道等等，保护资产不仅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法律和外交工具。
平价（名目上的）对应安全（实际上的）；利率（名目上的）对应航运（实际上的）；资产负债表（名目上的）对应船舶运力（实际上的）；汇率（名目上的）对应外国货物（实际上的）；物价水平（名目上的）对应商品价格（实际上的）。
我们需要了解商品交易的细节，因为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这些规则变化将影响物价水平、利率水平(OIS)、汇率水平以及隔夜指数掉期利差（OIS-OIS bases)。
情况是这样的：外国货物曾经以美元计价(天然气则以欧元计价)，但现在外国货物的生产地正在改变他们要求和喜欢的付款方式:俄罗斯现在正在以卢布而不是美元或欧元向“不友好”国家出口商品，而沙特阿拉伯也对中国用人民币购买石油持开放态度。过去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而现在则是“我们的商品，你们的问题”。
过去，航运的目的是尽量减少将货物从生产者运输到消费者的时间。航运时间是由海上航线决定的，而不同海上航线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船只。以石油为例，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船舶:VLCC、Suezmax和Aframax。VLCC(超大型油轮)可装载200万桶原油，用于长途航行。全世界大概有800艘VLCC（超级油轮）。“Suezmax”（苏伊士级游轮）是指能够在满载情况下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油轮。全世界总共有700艘Suezmax油轮，每艘Suezmax在长途航行中可以装载了100万桶石油。相比之下，Aframax船是“快船”，能运送60万桶石油从事短途运输。世界上大约有600艘Aframax。在石油——尤其是俄罗斯石油的流动被中断的时候，知道所有这些细节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从事短期利率交易并关心货币基金改革，你也需要跟上“石油流动改革”的步伐（尽管这一改革是由制裁、而不是证监会监管措施所引起的）。超级油轮与银行最低适宜准备金要求（LCLoR，lowest comfortable level of reserves）是互相联系的。正如下文所说的：
来自俄罗斯（乌拉尔）的石油在Primorsk港或Ust Luga港被装载到Aframax运输船上，然后短程穿梭往来于Hamburg和Rotterdam。但是如果欧洲抵制俄罗斯的石油，俄罗斯不得不通过效率低得多的航运路线将其石油运往亚洲。石油必须被开采，油田经不起开开关关的折腾，而且没有新的石油管道通往亚洲。储存能力可以暂时容纳俄罗斯一段时间的过剩产能，但是，当储油设施装满时，石油将不得不转移。如果没有输油管道，俄罗斯将石油输送到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航运，这下情况就变得复杂了：通过Aframax级快速轻型油轮长途运送原油，在成本上非常不经济。如果欧洲不再需要俄罗斯的石油，俄罗斯的石油总得需要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中国买家；于是，中国将需要更多的超级油轮从Primorsk和Ust Luga两个港口运回石油。
现在来看看细节：大约有130万桶石油从Primorsk和Ust Luga港通过Aframax级轻型快速油轮运往欧洲，这些航程通常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俄罗斯现在需要把同样数量的石油运到中国而不是欧洲，它面临的第一个后勤问题是，它无法将乌拉尔原油装载到超级油轮上，因为Primorsk或Ust Luga港都不够深，无法停靠大型油轮。俄罗斯首先得将Aframax船开到一个港口进行船对船原油转运（ship-to-ship crude transfer）到超级油轮VLCC上。而船对船原油转运通常需要耗时数周，待移交完成后，VLCC将向东航行两个月、卸货、然后回到波罗的海，这也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俄罗斯原油出口原本只要运输一到两周（Aframax从Primorsk港驶往Hamburg的时间）就能刺激本国经济活动，现在它至少要在四个月才能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
更糟的是，不仅仅是抵达终端市场的时间越来越糟，最终还将导致船舶短缺和相应的运价飙升。考虑到我们仍在使用和以前一样数量的Aframax级轻型快速油轮，但现在物流中介链(船对船原油转移)越来越长，还需要80艘超级油轮VLCC才能将石油运往中国。80艘超级油轮基本上是通往中国之新航线的产物，其逻辑是：以往只要一周左右就能将石油运送给消费者，而现在至少需要120天。因此，130万桶/天（相当于超级油轮装载量的75%) 乘以120天， 那么运载量超过200万桶的78艘超级油轮VLCC就会投入永久性使用!
全球即将短缺80艘超级油轮VLCC，约占全球超级油轮总量的10%，其中包括50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超级油轮(NIOC)，目前正被用于浮动存储，因此俄罗斯原油输送路线重组将占据全球超级油轮运力的10%以上。
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考虑到廉价的俄罗斯石油被转移到中国，中国将会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然后中东的石油将不得不通过船运运往欧洲，而这就像把波罗的海石油运往中国一样低效。
记住，Suezmax级油轮之所以被称为Suezmax级油轮，是因为它可以满载石油通过苏伊士运河。但超级油轮VLCC可不行，每艘 VLCC比Suezmax多装100万桶，也就是说它们更重，吃水更深，而苏伊士运河对它们来说不够深。
但埃及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通过管道将石油导入进入运河沿线的存储设施，这样VLCC就可以通过运河，然后再用油泵将原油装回油轮上。但这就像上文提到的将波罗的海原油用Aframax船进行船对船转运一样，减轻在苏伊士的超级油轮的负荷，然后再把货物放回去，这需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期限越长，贷款越多，这就意味着商品交易商需要更多的融资，银行自身的流动性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开始上升。这即使不会立刻发生，也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融资市场的意义与相似之处: 如上面的例子所示，石油运输需要资金去支撑4个月、而不是两周的运输周期，而且因为油价上涨，需要更多的钱去装满超级油轮——这意味着金额更多、期限更长的贷款。
直觉告诉我们，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波动性将驱动大宗商品世界的信贷需求上升，银行的最低适宜准备金要求（LCLoRs）也将走高，而且银行满足大宗商品市场信贷需求的意愿和能力都将会减少。2019年，因为银行需要满足最低适宜准备金要求（LCL oR）并停止拆借准备金，隔夜回购利率上升。2022年，提供给大宗商品交易商的长期信贷可能会枯竭，因为量化紧缩（QT）将很快开始，这样银行的最低适宜准备金（LCLoR ）需求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它会惊人的相似。
银行目前拥有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因此它们能够提供给大宗商品交易商更多的贷款，这样贸易商就能运送价格更昂贵、价格波动性更大的货物，而其对资金压力的溢出效应(Libor和跨货币利差) 可能会暂时保持沉默，但不会永远如此。银行的最低适宜准备金要求（lclor）正在上升，商品和贸易融资需求也在增长，这不利于在量化紧缩（QT）前夕银行对国债的需求。
此外，超级油轮的缺口应该给短期利率交易者敲响警钟，因为缺乏超级油轮来运输石油(以及其他船只用于运输其他东西)就相当于现实世界金融体系中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的年底限制（如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比率、补充杠杆率等等）。
本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强调 (名义的)货币世界及其四种价格和(真实的)商品世界的相似之处。正如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的年底限制会阻碍资金的自由流动一样，战时超级油轮VLCC的限制会阻碍商品的自由流动。当我们的船运能力耗尽时，大宗商品价格会像外汇远期汇率一样飙升吗? 毕竟，我们无法量化宽松石油（就像创造准备金那样），也无法量化宽松超级油轮（就像创造资产负债表那样）。但我们需要石油和超级油轮，而即便新增额外的80艘超级油轮，也只是满足我们对于一种商品的需求罢了。俄罗斯出口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主要大宗商品，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其他产品上，包括运送固态商品的货船上，而不仅仅是反映在运送液态商品的货船上。这将是一场大混乱。
我们总认为安全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认为货币、存款和货币基金份额总是可以按票面价值互换一样。然而，油轮的海上航线要经过海峡，海峡必须随时开放，海上航线必须没有瓶颈，但国家或海盗都能制造这些瓶颈。
小麦和石油是相互联系的。埃及曾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进口国。如果更多的石油即将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可能会考虑引入自己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溢价附加费，即提高航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境所需的费用，以此来给国库筹集更多的钱，由此埃及政府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更多的小麦来养活自己的人民。在1956年，美国为了保卫苏伊士运河使匈牙利输给了苏联。海盗也要吃东西，当面包短缺(小麦短缺就是面包短缺)时，他们也会有额外的动机发起更多的海盗攻击行动。安全问题将再现。
更昂贵的船只、更昂贵的货物、更昂贵的过境费、更长的过境路线、更多的海盗风险、更多的钱用于支付保险、更多价格浮动的货物、更多的保证金、对长期银行信贷的需求增加……这可真是做量化紧缩（QT）的完美时机!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需要收紧金融环境，但现在是时候考虑如何操作量化紧缩才能使准备金的损失最小化，同时将债券市场的持续时间最大化…… 要纠正我们的错误，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制定使俄罗斯痛苦的制裁，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西方的金融和价格稳定风险。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在制定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时，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和联邦金融稳定委员会(FSOC)协调过吗？
这就是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的四种货币价格框架与商品交易四大支柱之间的联系：用美元购买商品；美联储和私人银行(g -sib)则负责监管平价兑换、利息(和利差)；商品贸易名目方面的汇率因素；主权国家则负责监管大宗商品交易的法律和军事问题。这样航运公司和大宗商品交易商就可以顺利地活动起来。
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总是合作的。金钱没有敌人。主权国家有时合作，有时不合作。主权国家在全球化中没有敌人，但在逆全球化时期会变成敌人。某些主权国家现在就成了敌人。
现在我们简化四种价格和四大支柱的框架（the four prices and four pillars framework）：
(1)稳定(金融稳定而不是“平价”)
(2)时间(金钱的时间价值，而不是“利息”)
(3)交易(卖出一种货币，购买另一种货币，而不是“外汇”)
(4)稳定(价格稳定=价格水平=商品)
(5)贸易(出售商品，获得美元;西方付钱给东方/欧佩克)
(6)时间(航运所需要的时间，而这需要金钱)
(7)稳定(地缘政治稳定，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所背书)
因此，一个健康、运转良好的银行体系(需要信贷的需求;如果没有信贷，就没有需求，价格就会下降)支撑着价格水平，但也要有一个健康、运转良好的世界，有高效和开放的海上航线(需求方需要商品，如果没有商品，价格就会快速上涨)。
如果银行体系陷入困境，OIS-OIS利差扩大，信贷就会更贵，这将削弱有效需求，如果商品交易系统一旦陷入困境，大宗商品就会变得更加昂贵，这也会削弱需求。但前者是一种名义上的(信贷)冲击，会导致价格大幅下跌；后者是一种真实的(贸易)冲击，会导致价格大幅上涨。无论哪种方式，实际增长都会放缓，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名义活动的下跌速度快于价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名义经济活动，这就是滞胀。
如果达利欧(Ray Dalio)关于滞胀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意思肯定是来自大宗商品交易四大支柱的价格信号将主导来自货币四种价格的信号。各国央行手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可以通过操纵货币的四种价格来减缓或刺激名义信贷渠道的需求，却对商品无能为力。你可以印钞票，但不能印石油、铁或小麦，也不能印超级油轮或其他船只——即使是3D打印机也不行。接下来让我们简化框架，将其变成一个“折纸”游戏：上述框架的中部有价格稳定，而自两端则有另外两种稳定（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三个部分构成一个三角形(图)。
在左下角和顶点之间我们有交易和时间的概念；在右下角和顶点之间我们也有交易和时间的概念，其中贸易和时间分别指代货币贸易和贷款、商品贸易和航运。在下面两个角之间我们有单极世界的货币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中银行创造欧洲美元，OPEC和中国用欧洲美元购买美国国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就会永远过上幸福的日子…… 亨利·基辛格不是安徒生......现实政治不是童话。
我们现在有两个三角形，而不是一个。自然如此，在一个多极(或两极)世界里需要两个三角形来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要共存。
左边的三角形和前面的三角形一样，右边的三角形在概念上也和左边一样，但是它被不同的货币——欧洲人民币（即离岸人民币）而不是欧洲美元（即离岸美元）所锚定。我们将这两个三角形表示为彼此的镜像，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地缘政治顶点… 因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第二个三角形是从第一个三角形发展而来的。
第二个三角形的顶点与底边两个角通过交易和时间的概念联系起来：左下角与顶点是由商品交易与时间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而右下角与顶点是由货币贸易和借贷的概念联系起来的。但在这里，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替换了美元对其他货币，底部两个节点之间是新世界秩序的货币安排：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中，银行创造欧洲人民币（即离岸人民币），并积累欧洲人民币余额，以购买中国国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迫在眉睫的)，购买黄金等外生货币，而不是G7国家内生货币，以及购买大宗商品储备，而不是外汇储备。
商品储备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那些拥有更多食物和能源供应的人赢得战争。过去，食物供给马和士兵；今天，食物供给士兵、燃料供给坦克和飞机。根据美国农业部估计，此刻中国拥有世界一半的小麦储备以及70%的玉米储备。相比之下，美国只控制了全球6%和12%小麦和玉米储备。这对食品价格水平、超级油轮和石油交易对能源价格水平的作用都有影响。
这两个三角形的共存对于东方的通胀和西方的通胀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情况很严重：布雷顿森林体系II引发通货紧缩(全球化、开放贸易、准时制供应链，单一供应链(富士康))，而布雷顿森林体系III将引发通货膨胀(去全球化、自给自足、以防万一的商品储备和供应链重复建设，还有增加军事开支以保护任何残存的海上贸易)。
帝国兴衰交替，货币起起落落。战争有赢家也有输家。
当威灵顿打败拿破仑时，贸易就是购买英国国债。我不是地缘政治专家，但我是一个利率策略师，我认为通胀水平、利率水平以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都将取决于冲突结束后出现的稳定状态。
3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货币的四种价格是通过巴塞尔协议III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做市商来管理的：
商品贸易的四大支柱是由战争塑造的——希望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新的世界秩序将带来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III。
保罗·沃尔克曾经闲庭信步…… 他“只是”不得不阻止通货膨胀，但当时世界秩序是单极霸权，欧洲美元的崛起支持了他。图中左边的三角形支撑着他，而市场所热衷的三角形是一个不稳定三角(你知道，就是类似货币政策独立性、外汇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最多达到两个)，但那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杰伊·鲍威尔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沃尔克含量不足以在今天打破通货膨胀。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一个强人来承担由其他强人造成的(通货膨胀)混乱？
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的新三位一体将是“我们的商品，你们的问题”，即欧盟肯定要面对通胀问题了，如果不是整个七国集团都将通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