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基金筹资模式、产业投资机构运作模式、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进行探讨。他表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积极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加强与国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同时，希望各会员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资本市场建设、投资者教育、产品创新等方面开展展积极有效的合作，共同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黄红元表示。
一：产业基金投资项目模式
一、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是以股份公司形式存在或者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基金的每个投资者都是基金公司的股东或者投资人，有权对公司（企业）的经营运作提出建议和质疑。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是法人（合伙人)，所聘请的管理公司权力有限，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彻底分离，投资者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司的决策取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公司对基金的管理运作。二、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不是以股份公司形式存在，投资者不是股东，而仅仅是信托契约的当事人和基金的受益者，无权参与管理决策。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不是法人，必须委托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基金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得到彻底分离，有利于产业投资基金进行长期稳定的运作。由于管理公司拥有充分的管理和运作基金的权力，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资产的支配，不会被众多小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的意图所影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运作模式。
二：产业基金投资模式
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
中国在全球格局当中的发展进入了崛起的时代，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大国周期。
经过近三十年发展，我国私募股权行业也进入了宏观时代，对未来周期的创新探索应用，将成为GP生存和发展的新武器。投资机构的生存发展，成为新的行业命题，投资机构“软实力”，成为竞争力最有力的体现。
趋势一：70%以上新增LP资金来自政府引导基金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政府引导基金作为资本市场的一支特别力量，获得广泛而快速发展。由于资金的特殊属性和作用，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大都以母基金的形式运作，也造就了国内特殊的母基金市场。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累计设立1988只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为12.45万亿元人民币，认缴规模则达到约6.16万亿元人民币。在此节点，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年来，受复杂的经济环境影响，国内市场化GP正面临着融资难、投资难的行业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方政府仍在不断出手，动辄百亿规模的引导基金接连成立。在“2022中国母基金峰会暨第三届鹭江创投论坛”上，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朱克江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私募股权投资的70%以上新增LP资金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及其他国有资本。
作为股权投资行业最重要的资金
趋势二：母基金离产业越来越近
引导母基金凭借其特殊性，利用资金和政策的组合拳，在产业引导和加强区域竞争力上，充分发挥其功能，切实引导诸多大型企业和项目落地，甚至形成大型区域产业链，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合肥模式的成功成为重要例证，并受到全国各地的效仿。
随着创投行业扩容和母基金运作的愈发专业，近年来，母基金开始出现细分，更为聚焦的垂直类产业母基金开始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产业背景的CVC正在日渐强大，已经成为国内创投行业的一股新力量，特别是在行业壁垒较高的硬科技和制造业领域，CVC的表现尤其抢眼。
更为难得的是，由于CVC的投资目标相对短期获取财务回报，更着重于对原有产业生态的协同和补充，因此资金具有长期性，更符合创投行业的长钱属性。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近年来我国母基金规模增长迅速。中金资本的研究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即使在全市场募资规模下降10%的情况下，我国母基金新募规模反而上升了20%，实现了逆市增长。
趋势三：母基金“下场”：从跟投到直投
随着母基金的日渐成熟，除了做传统的LP外，近年来，母基金开始尝试亲自下场，从事直投，甚至领投。
根据FOFWEEKLY《GP生存发展报告2022——大国周期下的资本变革》显示，政府引导基金对于项目直投和跟投的机制设置开始逐渐增加；直投活跃度显著提升，近两年直投次数超过100次。
朱克江认为，更多引导基金参与直接投资，通过直投于行业领先或优质企业，引进地方急需的科技产业资源。同时，也加快了政府平台的人才锻炼和培养。母基金做直投，能够有效实现政府基金的“精准引导”。
钧山母基金董事长唐宁在谈道角色转换时还表示，十年前我们以基金投资为主，搭建朋友圈。过去几年我们开始大力做跟投，投到企业中去。我们跟GP伙伴一起，在同轮投资中获得宝贵的机会。基于这种合作，我们对被投企业后续可进行多轮参与，在帮助GP伙伴的同时，也帮助企业提供赋能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多赢局面，创造更大的价值。
他同时强调，这是我们现阶段的需求，也需要合作的GP伙伴做出一些转变。
趋势四：母基金向前“投早、投小”
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化，我国越来越重视硬科技领域的产业布局和引导，政策方面，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都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国内存在大量的自主创新机会。
今年8月份，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年）》，再次明确指出，要强化对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支持。建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鼓励各类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创新创业，深入落实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创投企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这与引导母基金的投资目的十分契合。母基金为创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创新成果应用提供了资本放大的作用。朱克江对此强调，政府投资引导的核心功能是“资产配置能力”。在产业创新前期或早期，往往是市场失灵领域，这里迫切需要也最能体现政府对市场资源的引导和配置。
在国家利好信号的引导下，政府引导基金以及整个股权投资行业，正在向着一个更长期视角，更稳健、更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回归。母基金同时做直投，并且都是在风险比较高的天使领域，这成为近年来政府基金行业的又一“探路者”。
据FOFWEEKLY统计，由政府引导基金参投的种子/天使轮次规模占比，从去年的1.88%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2.84%；整个VC/PE市场的种子/天使轮次规模占比，从去年的1.72%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3.66%。未来，越来越多的投资将更加
趋势五：母基金迎退出压力，S交易迎来机会
随着国内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存量基金规模已十分庞大。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规模合计为13.4万亿元。而2009年—2012年成立的股权投资类基金中，仍有约2300支基金尚未实现退出。
退出压力同样存在于母基金，有数据显示，目前，约4000亿规模的引导基金正进入退出期，约1万亿规模的引导基金将在未来两年即将进入退出期。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已进入存量优化时期。
迫于基金到期、资金使用效率等现实压力，LP对于退出指标的
面对行业性的退出压力，传统的IPO和并购退出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丰富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渠道，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开始进行私募股权交易试点，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的托管、转让、质押登记等业务，未来这一试点范围也将逐步扩大。此外，2022年7月，证监会启动了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试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S基金在存量基金退出方面正显示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除私募股权转让平台外，地方政府也开始发力S基金，并加以一系列配套政策进行支持，如今年4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通州区联合发起设立S基金——北京科创接力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目标交易规模200亿元。此前通州区发布《通州区支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集聚发展措施（试行）》，支持S基金的设立和交易。
但S交易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朱克江表示，S基金的大量交易，预计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政府与市场都将更多集中在三大问题上寻求突破：
一是流动性。对国有LP而言，如何通过有效办法把资金顺利退出，这需要GP更主动地管理好流动性。根据执中统计数据显示，在2020-2021年间，以引导基金为主的国资系交易方，两年间均有明显增长，其中作为买方的交易量增长近8倍，说明引导基金不仅作为卖方，也将投资视线转向二手优质资产，同时扮演起买方角色。由此，基金退出将在更活跃的流动环境中找到更多途径。S交易在基金流动性方面所发挥的空间也更为巨大。
二是定价。国内S交易多以被动的机会型交易为主，随着市场不断成熟，交易方都需要S交易进行主动资产配置，并形成系统性投资打法。由此，定价就成为核心问题。对国资LP来讲，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三是金融服务。服务好流动性，需要强化S基金的金融工具属性，而不只是简单对价。
三：产业基金招商模式
以照明公私合营模式（PPP）为例，这是针对城市市政照明设施亮化项目、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经过一体化能效升级改造，实现智慧城市照明并负责一定年限的经营而达到共赢的一种新模式，即智慧城市照明PPP合作运营模式。在基于简能（SECOING）高压HID氙气路灯智慧照明系统为载体的智慧城市照明PPP合作运营模式中，运营管理公司对合同约定区域已有的市政照明设施进行日常运营维护，并进行智慧城市照明升级改造，将原有市政照明基础设施（光源、电器、灯具、灯杆、变压器、线缆及配电箱等）逐步进行更换，从而实现辖区内整体市政照明效果的全面提升，城市照明实现智慧化管理，并确保整体市政道路照明设施的稳定运行，道路照明效果达到《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要求。政府出让公共照明资源特许经营权，监管、购买照明服务；由社会资本投资，以运营管理公司为主体进行一体化系统升级改造，长效运营、服从监管、科学管理、盈亏自负。四：园区产业基金模式
产业园区最适合以PPP模式来运作，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产业园区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和公共产品与服务属性； 2、产业园区总体投资规模大，运作周期长，总体利润水平不高； 3、过往政府重资产、大投入、高优惠、行政化的运营效果逐渐进入瓶颈期，亟需市场化、高效率的社会资本力量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