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这次怒斥潘石屹，发生重大翻车，现场惨烈。
他说：潘石屹离开国内，可以呀！但必须缴纳退籍税。
就是买路钱，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司马南坚决支持。
他挖苦讽刺潘石屹，挠头（明知潘石屹秃头）说：我没有钱都在老婆哪里。
接着说：潘石屹老婆这些人早就办好离岸信托基金，把钱转移出去，你奈他何？
翻车太快：请问司马南，你老婆孩子是不是加入美国籍？有没有交退籍税？
你老婆刘氏的信托基金是不是转移财产去美国买房？
你是不是也挠耳抓腮说：没钱，都在老婆哪里？
说人家潘石屹，先看自己，你比潘石屹干这事早了很多年？
近日，潘石屹儿子潘瑞由于一条评论，被骂上了热搜。潘瑞是潘石屹与第一任妻子所生，后潘石屹又与张欣生了潘让、潘少。潘瑞小学毕业后，2003年赴英国寄宿制学校留学，2012年大学毕业回国，2015年，在英国注册了欧洲房地产公司，向学生公寓租赁领域发展，还曾在非洲、南美洲尝试，目前该公司旗下管理资产已达到10多亿元人民币。
上英国寄宿制学校、认识有钱的同学、后通过资源一起创业，如此顺利的人生，与潘石屹在地产领域，暴力地积累了如此多的财富，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一毛不拔”的潘石屹财富是如何一步步积累的？以“狡猾”的方式，暴力地积累了财富？又如何一步步“清仓”国内资产，变身“无产阶级”的？由于篇幅过长，本文将作为上集进行讲解。
1979年，潘石屹考入了兰州培黎学院(中专)，从培黎学院毕业后，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北省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拿着101元的工资，开始了光宗耀祖的第一步。
石油管道局的工作枯燥乏味，不过聪明的潘石屹还是找到了让领导重视他的诀窍。部门领导向上级汇报工作，需要用数据说话，但数据过于繁杂，领导经常让下属去记，潘石屹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始在私底下慢慢下苦功夫，于是科长开始欣赏他，处长开始欣赏他，主任也开始欣赏他。潘石屹很快成为领导身边必带的“红人”，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获得了外出的进修机会。
在一般人看来，潘石屹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有自己的想法。在整个管道局，有将近1000人，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而且当时，改革开放的热浪，将南下灯红酒绿的生活描绘得有声有色，给潘石屹带来不小的冲击，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挣扎，终于按捺不住自己，辞职下海了。
1987年春节过后，24岁的潘石屹带着80元南下广州，当时，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他要考虑清楚，别鬼迷心窍走错了路。只有他办公室的一个老头支持他，并鼓励他说：“选择的，以后就是要饭都不要回头，才能有大出息。”
他先来到了广州，但一直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1987年7月底的一天，在广州混不下去的潘石屹准备去深圳碰碰运气。一九八六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要求内地人前往深圳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或《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俗称边防证。
而潘石屹到深圳南头边关检查站时，却由于没有边防证过不了关。然而办法总比困难多，不多久，他便找到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花50元钱找了当地的一个黄牛，在那人的指点下，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爬进了深圳。
到了深圳，白天四处找工作，晚上就住在3元一晚的招待所里；然而，一个多星期后，没有一技之长的潘石屹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但口袋里却只剩下了5元钱。眼看着吃不上饭的他，只能先去卖苦力**。
第二天，他就在一家工地上找到了搬砖的活儿，每天工资10元；晚上如果加班的话，每小时1元。在工地干了一个月后，潘石屹赚到了350元，有了百元的积蓄之后，潘石屹认为体力活太累，准备找个来钱更快的工作。
于是，在1987年11月，他来到一家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贸易公司做业务员。工作很简单，主要就是销售电话机，底薪200元每月，做得好会有业绩提成。但他甘肃口音重，不懂粤语，所以工作几个月后仍然没有客户，只能靠底薪过活。
一次，他又来到了一家深圳本地公司，但仍和对方无法沟通，最后对方恼了，你们普通话都不会说，捣什么乱，赶紧滚出去。这时一旁的同事本想转身就走，但潘石屹没有放弃，于是拿起笔写下了一行字：“我们普通话不好，但我们是推销电话机的，不是推销普通话的，我们电话质量很好。把纸条递过去后，也许是诚意感动了对方，最终潘石屹终于开张了，第一次就成交了5部电话机。
有了这次的经验，潘石屹的销售策略越发熟练，之后销售之路也开始顺畅起来，很快月收入涨到了500多元，还被提拔成了销售经理。从公务员到搬砖工再到销售经理，潘石屹的身份在2年内发生了三次转变。然而喜欢折腾的他仍然不满足于现状，很快就有了辞职的想法。
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成立，海南成为了中国第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建省后，中央给了海南超乎想象的政策优惠。海南省的所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或转让，一次签约期最长可达七十年，期满后可以申请续约。
此外，中央还在投资、外贸、外汇等各个层面都给予了优惠。一周之间有400多家企业到海口洽谈合作。在这个人口不足23万，地域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口，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最亮的“仔”，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之地。
潘石屹看到了国家给海南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后，便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带着1000多元的积蓄奔赴海南。来到海口的潘石屹傻眼了，当时海口的基础产业几乎为零，脏乱差还没电，更别说找一个像样的工作了。
闲逛了3个月后，仍然没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眼看口袋逐渐变空，于是，又干起了老本行，去搬砖，但这次来到了产业链的上游企业——砖厂。由于砖厂建在山上，不通电，只能靠煤、油灯来照明，而挖土、搅拌等工序全靠人力，且管理极其混乱，20多天后，潘石屹撑不住了。
于是，他去找了砖厂的老板，将砖厂的不足，以及如何改良等全告诉了厂长，并说如果我当厂长，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给厂长画了一幅美丽的蓝图。周围人都说潘石屹痴人说梦，没想到第二天，厂长却答应了。
一九八八年，海南全省财政收入不过三亿元左右。面对巨大的诱惑，各路资本争相进入岛内，经过分析调研后，最终瞄准了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潘石屹的砖厂生意也蒸蒸日上。自信的潘石屹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他认为房地产未来有无限可能，于是向厂长提出，想每月以8000元的价格把砖厂承包下来。鉴于厂长的信任，便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到了1989年，刚接手砖厂后的潘石屹，便遇上了中国经济的“倒春寒”，从过热进入了低谷。于是国家对海南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海南岛的经济开始降温。这一年，潘石屹的砖厂也倒闭了，赚到的钱也全部赔光，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1991年，32岁的冯仑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简称农高投，法人代表、总经理是王功权，副董事长是冯仑和刘军，办公室主任是王启富，总经理助理是易小迪。由于在承包砖厂时认识了易小迪，经过他介绍，潘石屹便加入了农高投任财务中心主管，这六个人后来被人称作“万通六君子”。
合资成立公司前，王功权先后在吉林省委宣传部、牟其中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冯仑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委等任职，后任南德集团任办公室主任。刘军在国防保密单位工作；王启富曾是导弹研究工程师；易小迪，人大计划系经济学硕士毕业后，随冯仑去了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这六个人均有一定的社会背景、阅历。不仅如此，“幸运的是”，在他们成立公司不到一年后，海南房地产便迎来了转机。1992年，邓公南巡，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二次高潮，仅凭一纸批文就能获利上千万元的时代开启了。
根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均价为1350元/平方米，１９９１年均价为１４００元／平方米，1992年就猛增至５０００元／平方米，１９９３年上半年高达７５００元／平方米。一纸批文，让海南的房价短短三年间飙升了近5倍。而1993年的北京，二环房价也才2000元/平。
伴随着房价暴涨，海南房地产公司的数量也多了起来，注册数量最多的一天高达300家。看着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当时正好有个叫九度别墅的项目，找到了他们，准备以每平方米近三千元卖给他们8所别墅，6人经过商议后决定豪赌一把，向北京一家金融机构驻南方的办事处借五百多万元的贷款，但有三个条件，分别是利息20%、利息之外赚的钱五五分成、钱需要派人监管，最终不得已还是爽快的答应了。
六个人拿到钱后，加上做按揭贷款获得的1300万，共1800万迅速买了8栋别墅。九度别墅原规划为9栋，建成了8栋，完成了基建部分，还未进行装修，算是一个烂尾工程。几个人对别墅进行了装修和包装后，潘石屹就发挥了原来的销售能力。
一天，山西老板韩九吉上门购买别墅，潘石屹开价4000元/平方米，韩九吉嫌房价太高，犹豫了。可再有人上门洽谈时，潘石屹竟开价4100元/平方米，最终韩九吉坐不住了，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买了3栋。不久，通过此方法，潘石屹又以每平方米6100元的价格卖给了内蒙古人两栋。几次别墅倒卖，潘石屹等六个人赚到了第一桶金，扣除了利息，五五分成后，共赚得了160多万元，潘石屹分到了17万元左右。
有了第一桶金、尝到炒买炒卖的甜头后，六个人开始分头在海口、三亚等地频繁地买房卖房，短时间让农高投的资产累积到了上亿元。这一年，钱像潮水般涌向海南，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的狂欢中。
然而到了1992年底，潘石屹像往常一样去海口规划局办理农高投的项目产权情况，不经意间看到了规划局的一组数据。海南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了49平方米，而北京作为首都，人均住房面积才仅为7.4平方米。这组数据让潘石屹大吃一惊，于是回去和其余五人商议，赶紧撤离海南，此时海南房地产已处于巨大的泡沫之中。根据潘石屹后来回忆说，他为什么能看得到海南规划局的数据？是因为当天他拎了五斤橘子。
1993年，潘石屹率先抵达北京。一次，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4个指标，做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听到消息后，大家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随后冯仑等人马上运筹奔走，拿到了一个指标。
1993年6月，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资本8亿。此前，几个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没有体现在股权上，到了北京6人合伙关系正式公司化，只是采用了平均分配，重大决策一起决定，这给日后的万通留下了一个不小的伏笔。
1993年6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意见指出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这一政策彻底控制了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刺破了海南的房地产泡沫，一时间海南楼市崩盘，一夜之间海南房地产公司倒闭95%，烂尾楼高达六百多栋，800亿的资金不知所措，留下了无数积压的商品房。
这一年，和潘石屹同是30岁的李书福，前期通过摩托车赚了点钱，本想在海南淘金，却在这波泡沫里，交了上千万的学费，从此发誓再也不碰房地产。
由于宏观调控，很少有新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此时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预想将位于北京西城区西二环阜成门立交桥西南侧的新世纪广场项目转让出来，冯仑、潘石屹等六人顺手接过了这个项目。六人虽然精通炒房，但对开发楼盘商业综合体基本一窍不通，新世纪广场的销售出现了困境。
正巧一直在香港做房地产代理的邓智仁，来大陆发展，成立了利达行房地产咨询公司。邓智仁为了业务发展，拜访了几家大的房地产公司，要求代理销售房子。这些房地产公司问：“你出广告费吗？”邓智仁说：“我不出。”他们又问：“你包销吗”？他说：“我不包销。”最后说：“你既不出广告费，也不给我包销，你普通话还没有我讲得好，你凭什么给我销售？”邓智仁一时哑口无言。
有一次，他找到了潘石屹，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沟通，说房子想卖出去，就要花至少上千万的广告费用。潘石屹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对邓智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万通的房子以2000美金底价卖出，若你能卖出去，给你业内最高3%的佣金，底价超出的部分咱们四六分成。”对于亟需在大陆站稳脚跟的邓智仁来说，经过计算后，认为这个提成比自己的咨询费还高，于是立刻接手了这个项目。
邓智仁自掏腰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整版整版的报道楼盘出售消息。新世纪广场作为北京第一个市场化操作的写字楼，竟然卖到了每平方米3640美元的价格，超过了当时市价的三倍，六天内，万通就拿到了五亿港币的汇款。
拿到汇款后，几个人开起了庆功会，邓智仁唱得声嘶力竭，冯仑喝得太多被潘石屹送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躺了3-4天。由于此项目在北京一炮打响，使公司有了充足的现金流。1995年，万通开始了多元化发展，从房地产、到通信、服装，又到金融、保险等领域，业务也扩展到了海口、西安等多个城市，控制的资产高达近70亿元。这一年是万通的高光时刻。
俗话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冯仑主张多元化发展，潘石屹则希望公司专注于房地产，两人一见面就吵架，由于兄弟情分，没人想主动先开口说分家。直到潘石屹遇上了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精英张欣。
张欣，1965年出生于北京，14岁随父母移居香港，后去英国剑桥留学，1992年毕业后进入华尔街工作，1995年底，返回中国，目前已拥有美国国籍。张欣是典型意义上的海归精英，觉得国内的东西都很土。
潘石屹和张欣本不在一个频道，但认识的第4天，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几个月后迅速闪婚。1998年，张欣和潘石屹的大儿子潘让在香港出生，几年后，二儿子潘少出生。
正在潘石屹和冯仑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张欣将西方成熟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本着不行就分的原则，说服潘石屹卖掉了万通的所有股份。潘石屹离开万通后，与张欣一起创立了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即SOHO中国的前身，开启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潘石屹和张欣创立公司后，又遇到了什么事？他又是怎么做的？他们后期向哈佛、耶鲁捐钱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由于篇幅过长，我们下一期进行讲解。